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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马迁笔下跟“兄弟嫂妹”一起对苏秦“笑之”的“妻妾”并非古文里常见的虚词写法，而是真的大小老婆的话，说明苏秦这时的智慧与口才还只是用在泡妞上。
如此一个怎么看都像纨绔子弟的家伙，在民风淳朴的乡间，要想不遭人白眼，实在是有相当的难度。
父母生日那天苏秦过得一定极其郁闷，他不知道该怎样作才能改变别人的看法，更不知道有什么机会来证明自己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无用的废人。
苏秦这时还意识不到，他将会是多么的幸运，因为生在了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
二。当世界成为野心和欲望的竞技场。
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社会转型期，它生机勃勃，又道义沦丧。对这样的时期，今天的人很容易套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点评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貌似客观公平的评语其实极其偏狭，一个动荡无序的社会，它的生气与活力只是方便了奸诈之徒的图谋私利，而大多数人承受最多的是痛苦与死亡。
在春秋战国时代，战国的社会风尚比春秋更加败坏。
春秋时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那时人们的心中多少还残存着对传统的敬畏。宋襄公跟楚成王作战，宁肯自己吃败仗，也要遵守战争的礼法，不在楚军渡河时乘人之危“半渡而击之”。他因此受伤致死时，得到的是普天下异口同声的赞誉。只是到后来才遭人指责，更在两千多年后被挖苦成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等到了战国时期，那些似乎迂腐实际高贵的原则，要么被彻底践踏如泥土，要么被束之高阁作摆设。除了少数坚守信仰良知的人还在徒劳无功地奔走，大多数人早已投身到追名逐利的洪流中去，不管多么卑鄙无耻的阴谋与欺诈，全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
在这个功利至上的世界，一种叫作“纵横之学”的技艺应运而生，成为万千读书人的热门选项。
所谓“纵横之学”原本是指诸侯间用联合的办法制衡共同敌人的策略，称为“合纵连横”。后来又泛指所有靠游说列国，替诸侯谋划算计别人，使本国得利的方法。专凭这一套在残酷的人生游戏中求得升级的人被称作纵横家，这当然是好听的叫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搞阴谋诡计，玩弄权术的人。
这些人由于总要给人献策，当时也被叫作策士，不过说客这个称呼似乎更形象，因为他们必须靠口舌功夫才能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
在苏秦生活的岁月，大国诸侯间相互争斗，却一时间谁也消灭不了谁。形成了一种力量对比不断变化，但总体仍能维持平衡的局面。武力暂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政治和外交手段就派上了用场，大大小小的说客们便有了充分的一展身手的空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苏秦和他的兄弟未来都将是卖弄“纵横之学”的高手，不过最先一试身手的并非苏秦，而是他的大哥苏代。
这位连作酒都能得到父母夸奖的老大，想必确实有许多优长之处，其中之一应该是读书读得好。
如果不是书读得好，同是东周鄙人的苏代决不敢孤身离家闯世界，挤进熙熙攘攘的士子队伍，跟那些专业读书的人抢饭吃，而且从史料记载上看，他还很轻松地就得到了录用。
其实也许只有苏代自己清楚，这条成功之路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来到外面世界的苏代，在感受着精彩的同时，也和千千万万的求职者一样面临着无奈的选择。偌大的天地，真正有吸引力的用人单位只有七家，也就是七大诸侯国。
经过几百年的兼并重组，当年受周天子册封的众多大小诸侯，如今除了几个苟延残喘的边缘小国外，就只剩下秦、齐、楚、赵、燕、魏、韩七雄。
对住在东周的苏代来说，要是他不想工作的地点离家太远的话，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北边的魏国，一是南面的韩国。
但苏代明显不是那种恋家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把魏。韩这样的国家放在眼里。
根据刘向那本真假掺杂的《战国策》中的“燕策一”记载，苏代后来到了燕国，在见到燕国国君燕王哙时这样说道：“至于邯郸，所闻于邯郸者又高于所闻东周。臣窃负其志，乃至燕廷”。
邯郸是与燕国相邻的赵国的国都，从东周出发的苏代要想到达那里，就必须经过魏国。可是他在言谈中只讲到邯郸，却一字不提魏国的国都大梁。这只能解释为，要么他虽然横穿魏国，却没有从大梁路过；要么他到了大梁，但只是把这个一国之都当作旅途歇脚的客栈，稍作停留便接着赶路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表明苏代根本没打算在魏国找工作。
苏代看不上魏国的理由大概是，他认为在这里的“所闻”并不会“高于所闻东周”，他的才华不会有足够的发挥空间。这也并非全是苏代的年轻气盛，太过狂傲。在当时的七个大国里面，魏国还有它的邻居韩国的状况都很不景气。
这两国国君的祖先本都是春秋霸主晋国的臣子。在实力壮大以后，趁着主人家衰落的时机，伙同赵国君王的先祖，一起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各自立国，就是所谓的三家分晋。
独立后的魏国也曾是最强大的诸侯之一，齐、楚、秦三大国都是它的手下败将。它此时的国都大梁就是当年由楚国手里夺来的，后来实力一等一的秦国有段时间竟被它打得不敢向东出兵。它的领袖还是继齐国之后，第二个在战国破坏规矩，敢于跟周天子（称号为王）平起平坐，自己称王的国君，以致韩国、宋国、卫国和鲁国的君主一齐前来朝拜巴结。只可惜好景不长，从魏军大将庞涓在十一年内两次惨败给老同学，齐国的军事大师孙膑，最终自杀后，魏国就日渐衰落。国都也在昔日手下败将秦国的压迫下，迁至大梁，为此又常被人称作梁国。到苏代出山的这个时候，魏（梁）国已经是七雄中弱势群体的一员了。
至于韩国，从开国那天起，它就没品尝过霸主的滋味。其间虽然在一个叫申不害的善权谋，以法治国的人主政时有所起色，诸侯不敢相侵，但基本上都还只是一个弱国。在苏秦兄弟活跃的时代，韩国经常只能追随魏国一起行动，样子就像一个跟班。
而那个跟魏、韩一起抢夺了老东家产业的赵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通过一百多年的经营，这个国家此刻就像一个急欲显示身手的健壮男子，只等一代名君赵武灵王给他注入强大的功力。苏代重视它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可是苏代在邯郸显然也并不顺利，不然他不会离开那里，前往北方那片偏远的土地燕国。在那时士人们的眼中，燕国大概是最没有吸引力的。
其实如若不去燕国，苏代也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南方的楚国。这个物产丰饶，实力雄厚，文化瑰丽的大国，在春秋时便自立为王，把周天子晾到一边。长期以来，它始终都是中原诸侯不敢小视的有力对手。当今的统治者楚怀王同样意图统合诸侯，雄霸天下。
还有位于魏国和赵国东面，北接燕国，南连楚国的齐国，它的强势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都无可匹敌，军事力量也傲视群雄，堪称超级大国。在齐宣王的文治武功下，正呈现一片鼎盛之世的气象。
然而齐国也正面临着新的对手，那就是在西部崛起的秦国。
三。急功近利也可以成就一时的宏业。
秦国立国的时间很晚，他的先君因为在周平王东迁时护驾有功，才被授予诸侯的封号。历经几百年的奋斗，虽然国势渐强，但还是只能在函谷关以西对一些落后的民族和部落称王称霸。这种状况直延续到秦孝公时，才被一个叫公孙鞅的人改变。
这位公孙鞅，因为被秦孝公在商（今陕西商州）赏给了封地，后人便管他叫商鞅，当时的人都称他商君。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整个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当时叫变法。
商鞅变法的一些内容无疑带有合理性，比如鼓励开垦荒地，调整土地结构，促进农业发展，让秦国的经济指数在短时间里快速增长，有了争霸天下的实力资本。这是他开创的制度能长久不变，连他的政敌都愿意加以维持的原因。
但是发展经济民生不是商鞅的目的，他追求的并非百姓的幸福，而是国家的强大。他搞变法是要使全国上下军民一体，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架完整的军事机器，用严刑峻法保证它的运转。
在这架机器里，每一个秦国人都成了颗螺丝钉，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操纵机器的主人的需要，如有违逆便会遭到严惩。秦国严酷的刑罚有髌（挖膝盖）、劓（砍鼻子）、宫（割生殖器）、黥（脸上刺字）、笞（挨鞭子抽），最重的是车裂。这些折磨人的招数都不是商鞅原创，但只有他在秦国执行得最极端。而且一人犯法，就要牵累家人、亲友甚至乡亲，这叫“参夷”“连坐”。
在商鞅的秦国没有民间商业的存身之地，谁胆敢私自作买卖，连同妻子儿女都要成为官家的奴婢。
即便是那些务本业的农民，在商君的新世界里也受到严格的管制，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要听从官家的安排。
为了他的改革大业不受干扰，商鞅坚决实行对思想和言论的严厉专制，明令烧掉《诗》、《书》等传统经典。后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过是把商鞅的做法发扬光大了而已。
如此苛政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直至近百年后，战国大儒荀况在评价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时，虽然从一个不明就里的外人的角度，称赞它的百姓纯朴恭顺，官场勤政守法，就像古时理想的治世气派，但也指出秦国“使民也酷烈”＇7＇，太不体恤老百姓。所作的一切只是为了求得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