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右手拿着在排列头盖骨的架前走来走去。时而用火筷笃笃轻敲某块骨头，倾听其声音。俨然小提琴大师在巡视施特拉迪巴里①制作的小提琴收藏品，并拿起其中一把品听琴弦的音色。只闻其声都能感受到老人对头盖骨有着非同寻常的执著之情。我觉得，虽说同是头盖骨，但其音色的确千差万别。有的如叩威士忌酒杯，有的如敲巨型花盆。我一时思绪纷纭：其中每一个都曾有皮有肉，都曾盛满脑浆（尽管重量有别），都曾有食欲和性欲。但终归这些都荡然无存，剩下的唯有各种各样的声响。而声响不过同酒杯同花盆同饭盆同铝管同水壶的动静一般无二。
——①施特拉迪巴里：安东尼奥·施特拉迪巴里（Auto－nioStradivari），1644～1737，意大利17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制作师。其现存作品享有世界声誉。（站长：似乎通常的译名是斯特拉第瓦利。）
我想象自家头颅被剥去皮肉掏空脑浆后摆在架上承受老人的火筷笃笃叩击的情景，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老人到底将从我的头盖骨声响中读取什么呢？是读取我的记忆，还是读取我记忆以外的东西呢？不管怎样，我都感到惶惶然。
死本身并非那么可怕。莎士比亚说过，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想来也真是简单之极。但死后被置于架上用火筷敲击则未免令人快快不快。一想到死后都要被人敲骨吸髓，心底就涌起一阵悲凉。生存尽管也决非易事，但毕竟可以由我量力自行把握，因此也就罢了。同《瓦劳克》里的亨利·方达一个样。可是死后还是请容许安息为好。古代的埃及国王之所以要深深躲进金字塔中，原因我觉得似乎不难理解。
又过了几小时，好歹分类完毕。我说不准用了几个小时，因为没用手表计时。不过从身体的疲劳判断，大约用了八九个小时。量还是不小的。我从沙发站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按摩一下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发给计算士的小册子上，用图解形式标出了总共26块筋肉的按摩方式。计算完后一定要好好按图操作一番，这样才能消除大脑疲劳。只有消除大脑疲劳，计算上的寿命方能得以延长。计算上这一制度产生还不到10年时间，因此谁也搞不清这种职业性寿命的长短程度。有人说10年，有人说20年，有人说可以干到死，有人说迟早沦为废人。但无一不是推测。而我所能做的惟有好生照顾26块筋肉。推测交给适于推测的人好了。
我按摩完筋肉，坐回沙发闭起双眼，把大脑左右两半球缓缓合为一体。至此工作全部告终，操作程序准确无误。
老人将俨然巨犬形状的头骨置于桌面，用游标卡尺测验局部尺寸，拿铅笔在头骨相片的复制品上记录下来。
“完了？”老人问。
“完了。”我说。
“辛苦了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这就回家睡觉，明后天在家里进行模糊运算，大后天正午保证送来这里，可以吧？”
“可以可以。”老人点头道，“务必难时，迟过中午可就麻烦了，可就非同小可。”
“明白了。”我说。
“另外千万注意别让人把数值表抢去。万一抢去，我受不了，你也吃不消。”
“不要紧。这方面受过严格训练，计算妥当的数据不至于轻易被人夺走。”
我从裤子内侧的特殊口袋里掏出用来装重要文件的钱夹样的软金属夹，将数值表放过去锁好。
“这锁除我以外没有人能打开。若是别人开锁，里面的文件就会消失。”
“倒还真有心计。”老人说。
我把文件夹放回裤子内侧的口袋。
“对了，三明治不再吃一点？还多少有剩，而我研究当中几乎不吃不喝，剩下怪可惜的。”
由于肚子又饿了，我便乖乖把剩下的三明治一扫而光。老人只集中吃一样，因此黄瓜已片甲不留，剩的全是火腿和奶酪。反正我对黄瓜并不甚感兴趣，没有在意。老人又给我倒了杯咖啡。
我重新穿好雨衣，戴上风镜，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返回地道。这回老人没有跟来。
“夜鬼已被我用声波赶走了，短时间不可能卷土重来，只管放心。”老人说道，“夜鬼其实也不大敢来这里，只是禁不住符号士的花言巧语才偶一为之，一吓就缩了回去。”
话是这么说，但在知道夜鬼栖身于这地下的某处之后，一个人摸黑行走毕竟有些不快。更何况我对夜鬼究竟为何物还不了解，其习性形状以及防御措施也一无所知，因而更加深了这种不快。我左手打开手电筒、右手握刀，沿地下河退回原路。
由于这个缘故，当我在刚才爬下的长铝梯下面发现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胖女郎身影时，顿生绝处逢生之感。她将手电筒光朝我这边轻轻摇晃。我走到跟前时她好像说了句什么，但一来因为水声太大——河流大概已被解除音量限制——根本无法听清，二来黑漆漆地看不见其口形，所以全然不知所云。
不管怎样都要爬梯子，便走到光亮的地方。刚开始爬，女郎便跟了上来。梯子极高，下的时候因一片漆黑什么也没看见而未感到害怕，但现在一格一格向上攀登起来，其高度尽在想象之中。脸上和腋下便不由沁出汗珠。若以楼房作比，足有三四层楼高。加以铝梯沾满潮气，脚下一跳一滑，稍一疏忽，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途中我本想休息一下，但想到她尾随上来，只好一鼓作气爬上梯子顶端。考虑到三天后将重蹈故辙去研究室，不由心情黯然。然而别无他法，毕竟这点也已被计入酬金。
穿过壁橱进入最初来过的房间后，女郎为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我则脱掉长胶靴，把手电筒放在旁边。
“工作可顺利？”女郎问。声音柔和清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看着她的脸点点头：“不顺利是不会回来的。我们是干这行的嘛！”
“谢谢你把声音消除的事告诉祖父，实在帮了大忙。已经那样熬了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不用笔谈告诉我呢？那样岂不早就万事大吉了？何苦吃那个苦头！”
女郎并不应声，绕桌子转了一圈，然后摸了摸两边的大耳环。
“这是规矩。”她说。
“不能笔谈？”
“那也是规矩之一。”
“唔——”
“禁止一切同退化相关的做法。”
“原来如此。”我心悦诚服。果然一丝不苟。
“你有多大？”女郎问。
“35。”我说，“你呢？”
“17。”女郎回答，“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计算士。当然符号士也没见过。”
“真的17？”我有些愕然。
“嗯，是17。不骗你，真的17。看上去不像17？”
“不像。”我坦率相告，“怎么看都20往上。”
“我也不情愿被人看成17。”她说。
“没上学？”
“不想谈学校的事，至少现在不想。下次见面时再统统告诉你。”
“呃。”其中必有奥妙，我想。
“我说，计算士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
“计算士也好，符号士也好，不工作的时候和世人一个样，普普通通，地地道道。”
“世人普普通通倒有可能，但并不地地道道。”
“噢，这种看法也是存在的。”我说，“但我所说的是平平常常的意思——在电车中坐在你身旁也不引人注意，和大家同样吃饭，也喝啤酒。对了，谢谢你做的三明治，好吃极了。”
“真的？”她粲然一笑。
“那么好吃的三明治是难得碰到的。三明治我可是吃过不少。”
“咖啡呢？”
“咖啡也够味道。”
“那就在这儿再喝一点可好？也好再聊一会儿。”
“不了，咖啡可以了。”我说，“在下边喝得太多，一滴也喝不进去，只想快点回家睡觉。”
“遗憾呐。”
“我也遗憾。”
“也罢，反正送你到电梯口好了。一个人走不到吧？走廊像迷宫似的。”
“怕是走不到。”我说。
女郎拿起桌面一个圆帽盒样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掂了掂重量，同盒的体积相比，并不算重。若真是帽盒，里面的帽子恐怕相当不小。盒的四周贴满宽幅胶带，不大容易打开。
“什么呢，这是？”
“祖父给你的礼物。到家后再打开。”
我双手捧盒，轻轻摇了摇，不闻任何声响，手心亦无重感。
“祖父说，容易打碎，让你小心。”女郎说。
“是花瓶什么吧？”
“我也不知道。回家一看自然晓得。”
接着，她打开粉红色手袋，把装在信封里的银行支票递给我。上面的金额比我预想的略微多些。
我放进钱夹。
“打收条吧？”
“不用。”女郎说。
我们离开房间，在与来时同样长的走廊里拐来拐去上上下下，终于走到电梯口。女郎的高跟鞋一如上次，在走廊中敲出咯噔咯噔令人不无惬意的声响。较之初次见面，她的肥胖也不那么使人介意了。一道行走之间，甚至忘记了她的胖。想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开始对此习以为常。
“结婚了？”女郎问。
“没有。”我回答，“以前结过，现在没有。”
“因为当计算士才离婚的？人们常说计算士是不成家的。”
“没那回事。计算士也都成家，有些人甚至表现相当不错，我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不成家对工作更为有利，这点也是事实。一来我们这行极费脑筋，二来风险也大，有妻室有时候是不大方便。”
“你是怎么样来着？”
“我是离婚后才当计算士的。所以同工作无关。”
“呃——”她说，“对不起，问得不大得体。毕竟第一次遇到计算士，这个那个很想问问。”
“没关系的，没什么。”
“暧，听人说计算士处理完一项工作之后，性欲强得不得了——可是真的？”
“怎么说呢，也许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