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事先设定好一个“体系”，然后再根据它来对资料进行取舍，而总是循着资料的整合性很可能发生破绽的那条模糊的“缝合线”，逐渐呈现出能够对它做出说明的“体系”轮廓（这一点与###也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历史性的概念，韦伯竭力避免预先对它进行单一的定义后再展开论述。
毋宁说，他是一一列举出“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性的关联中发挥出“有意义”作用的局面，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概念性的把握。
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论述方法。
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关键术语的定义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对“资本主义精神”所参与的历史现象展开了研究。
倘若是一个平庸的社会学者，或许会认为，“运用没有准确定义的概念，去展开满足这一概念之定义的论述，这不是无稽之谈吗”，从而付之一笑。但韦伯不愧是社会学的始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宇和才能。
不过，世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的确存在着很多“尽管不太清楚，但总觉得或许就是这种感觉”的关键术语，对此“粗略地”进行扫描后，对“捕捉住的资料数据”反复咀嚼，再基于这些数据，追溯性地回答“这个概念是在捕捉了什么资料的情况下而被构建起来的”。
听起来大有不合逻辑的嫌疑，但我们就常常是这样进行推论的。
我们并不是像电脑那样进行检索的。
如果不事先输入正确的关键词，电脑就什么也检索不了。
而人的大脑却大为不同。
“尽管不太清楚，但总是有这种感觉。”——就算是这样一种初期条件的设定，能够被查证的东西终究是会得到查证的。而且，根据被查证的资料数据，体系的“那种感觉”就会逐渐得以精密化。
韦伯这样写道：
……只是，这些观点绝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分析那些被考察的历史现象的唯一观点。其他观点于此，如同面对一切历史现象，也会得出其视之为“本质的”其他特征。……
以此，如果要明白确定我们正试图分析且作历史说明的这个对象，那么重点就不在于对它作出一个概念性的定义，而是姑且只能对我们此处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出一番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4页）
真是精彩的文章。
这种“知性的节度”正是所有伟大学者都共通的东西。
我之所以称之为“节度”，就是因为韦伯自己也无法阐释清楚，他究竟根据“怎样的基准来选取”了在此被称做“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的资料数据（它们源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本）。
尽管马克斯？韦伯认定，在此存在着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线索，但他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喔，说来倒也不错。不过，你为什么会想到，在富兰克林的书中存在着关键性的线索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3）
所谓“知性的节度”，就意味着一种无能感，即“自己也无法说清，我为什么会如此聪明”。
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聪明”，之所以有很多人都能洋洋自得地列举出各种理由，这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能够说明缘由的聪明程度（不，毋宁说愚蠢程度）”上的缘故。
像韦伯、###、弗洛伊德、列维纳斯那种层次的人，乃是一些聪明到能够真切地咀嚼到“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聪明”这样一种“无能感”的人物。（我认为就是这样，但毕竟并不清楚，所以就姑且算是一种想象吧。）
选择“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时，韦伯尽管是在预见到了达成结论的脉络这一前提下引用富兰克林的，但对于“我预见到了达成结论的脉络，可为何不引用其他人而必须引用富兰克林”这一点，却无法作出让人释怀的解说。
“尽管我能够作出解释，但对于为何我能够进行解释，却是无法进行解释的。”
在整个世界史上都堪称智者的聪明人之所以开始转而写出具有节制感的文章，就是因为他们被这种无能感所纠缠的缘故。（窃以为如此，但毕竟没有当过聪明人，所以还是懵里懵懂的。）
现在书归正传，我认为，当徜徉在街道上，获得那种电击般的确信——“哇，迎面而来的那个女孩，对于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不正是一生中只有几次意外造访于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的“韦伯式直觉”的呈现吗？换言之，我对她“对于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却对其中的缘由无法进行说明。
“能够说明”和“深信不疑”，是处在两个不同次元的事件。
因为“深信不疑”的行为主体，是并非我的某个人。
我在街头与某个女孩擦肩而过，默默地追逐着她的背影时，我会听到某个“画外音”的响起。（这是肯定会听到的。）
“当时，我无奈地凝眸注视着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机遇从身旁逃走。”——诸如此类的话外音。
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
不过，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配上画外音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我”就俨然从超越了时空的俯瞰视角来讲述着自己，对自己以外者不可能知道（不，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的内心”，滔滔不绝地加以说明。可这个“我”，究竟是谁呢？
萨特把这个叙事者的位置称之为“神的视点”。
我忘了是在与谁的论争中说的，反正萨特认为，不应该把“神的视点”带入小说中。
“雅克拼命克制住涌上来的厌恶感，离开了那里。”当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小说中时，我们会问，这是“谁”写的？小说家就像全知全能的神一样，对作品中所有人物“没有说出口来的话语”和“不具备形态的情愫”等无所不晓，可这是否妥当呢？小说家有什么权利，可以赋予自己对全世界，对所有人的内心都能一览无余的特权式视点呢？
的确，萨特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是这样。不过，由于时间久远，只能是依稀记得了。）
当时，我也觉得萨特说得很有道理。想来，小说家妄自尊大地从“神的视点”睥睨登场人物，宛如操纵傀儡一般来控制小说人物，的确很荒唐。因为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着全知全能的作者。
所以，人们都对萨特的见解表示赞同：应该从文学中摒弃“神的视点”。
没有异议。
小说家应该竭力避免站在神的视点上，不得滥写那些超出在登场人物所栖息的虚构世界内才能真正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其后，这种见解理应化作了不成文的规定。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不过，作家们依旧还允许全知全能的写者，详细地书写着登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尚未发生的事件，还有登场人物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甚至有些天真的作家还会惊讶地质疑道：“哎？！为什么不可以采用这种写法呢？”
这意味着，尽管萨特的近代文学批判在理论的表层上颇具合理性，但却并不具备绝对的现实性。
即是说，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漏视”。
即便像萨特这样具有敏锐知性的人也存在着“漏视”的时候。
萨特的漏视就在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原本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看见的东西也不时会显现出来，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在我们身上常常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觉得自个儿就俨然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
遇上“百分之百的女孩”，就是这样一种体验。
“我无奈地凝眸注视着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机遇从身旁逃走。”——说着这句话外音的人，就是那个“作为叙事者的我”。这个“我”对我出生后产生的所有体验、情感和思考无不熟知，而且对此后将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无所不晓。
遇上“百分之百的女孩”，换言之，就是与“全知全能的我”邂逅相遇。这个“全知全能的我”将她与此前所遇到的所有女孩，还有今后将要遇见的所有女孩进行全数比较后，得以作出判断：她就是最理想的女孩。如果不是设想存在着一个全知全能的我，而且这个“我”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界，对自己经历的一切和未能经历的一切都拥有一张详尽的清单，那么，“百分之百的女孩”这样一种措辞就不可能成立。而且，写小说就意味着，能够把“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后街同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过”写得就和“我在原宿后街上吃了一个百分之百的牛肉汉堡包”一样。
小说这种形式没准就是以“刚才那一瞬间，我从神的视点看到了世界”这样一种全能体验为原型而构筑起来的事物。
总觉得就是这样。
劳伦斯？斯特恩那部开了近代小说先河的《项狄传》①就是从主人公特里斯舛？项狄回忆母亲因父亲的精液而受精的瞬间开始的。（不，毋宁说总是迟迟不予开始。）也许人们会问，这个事无巨细地记述了直到自己出生为止整个经过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也？而斯特恩大义凛然地忽略了这种疑问，就仿佛不可能有人会发出这等粗俗疑问似的。而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小说才得以呱呱坠地的。
尽管人们喋喋不休地预言近代文学的终结，但小说却怎么也消亡不了。我想，这难道不意味着，除了小说之外，还尚未找到带有这种全能感觉的装置吗？
后记
本书是将我迄今为止所撰写的有关村上春树的所有文章几乎悉数收录的一本文集。
自从在电脑上工作之后，这种操作变得非常地简便易行了。用“村上春树”一词在硬盘里进行搜索，一下子蹦出来近两百个文档。依次阅读后，只从中撷取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