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腐败分子以“雅士”自居，为了附庸风雅，要么用非法收入广纳名人字画，或收藏珍贵古董，要么用公款出书或四处题字（自然要收钱或变相收钱）。这些腐败分子为何玩“儒雅”？酷爱艺术者甚微，更多的是不懂装懂，不雅装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雅”中有利可图也。玩“儒雅”不仅可以博得美名，且便于匿赃，比收钱财保险，还可荫及子孙。胡长清以书法家自居，凭副省长威力，以字谋钱。河北省沧州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受贿的名人字画估价约30万元。“浙江第一贪”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天义，2002年5月27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玩“收藏”。近年来，部分机关干部中悄悄兴起了一股“收藏”热。个别手握权力的领导们开始从贪财、贪色向贪古董和艺术品嬗变。这种变味的“收藏”，正在成为一些贪婪的领导聚敛钱财的新手段和新现象。以权“收藏”也是贪，这一点在法律上没有争议。然而，因为收“藏”比直接收“钱”更隐蔽、更模糊，因而贪婪的领导们感觉更安全。有人甚至认为，即使东窗事发，“收藏”的艺术品也难以计算到受贿数额之中，最多被看做“来源不明”。
据司法机关查证，在王天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之巨！这些“收藏”品中有书画作品195件，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古董杂项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比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斗彩团花罐、价值18万元的“文革”邮票全套和红特邮票全套等等。据查证，这些价格不菲的“收藏”品是王天义用受贿得来的钱购买，或直接由行贿人付款，或委托行贿人到拍卖行参加拍卖会后买来的。
玩弄异性。随着性文明在大陆逐步推进，以性解放为旗号的性混乱则趁机推波助澜，反映到干部队伍中便是玩弄异性的秽风的滋生蔓延。“三光书记”林龙飞（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其一大特点是把“看中的女人搞光”）便是玩弄异性的典型。一些领导对玩弄女人不以为耻，见怪不怪。据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交代：“出去玩的时候，跟李嘉廷在一起的有些领导干部都带女人一起来，那些女人大多不是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
4。第四道关卡——玩关（4）
玩火自焚。物极必反，享乐过度往往酿成悲剧。据报载，安徽省某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出差合肥时，因嫖娼索要发票，被卖淫女的男友当场刺死。无独有偶，东北某市一学校突发大火。火灾过后，市教育局下来调查，怎么也找不到该地区教育局局长，后来发现这个局长死在自家紧锁的车库的车内（车子开着空调，因缺氧窒息而亡）。车内还死了一名女子（局长情妇），这个局长因玩弄年轻异性而死于淫逸，这就叫玩火自焚，自食其果。
领导因另类“领导玩”而腐化堕落，贪婪者错把“领导玩”当美梦，落入陷阱不能自拔。另类“领导玩”，必然导致经济收入上的腐败，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不义之财，以满足其需求，这已是实践证明了的“基本规律”。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人民；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古人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我用欧阳修《伶官传序》中这句话来奉劝所有的人。
“玩物”要有度，不要“玩物丧志”。但愿我们的领导干部，对工作之余应该玩什么、怎么玩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玩入歧途”，否则，不但伤了面子，损了形象，进而“玩”进监狱，“玩”掉乌纱帽，甚至“玩”掉脑袋，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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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道关卡——情关（1）
情有多种，如亲情、友情、爱情等，我这里的情是特指人情。
在检察机关，一旦有犯罪嫌疑人进来，立即就有一系列的电话打进来，有上级打来的，有下级打来的，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打来的。
电话轰炸之后，便是亲自上门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自己最近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是同事熟人。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能否对嫌疑人网开一面，能重判的从轻处理，能轻的尽量不罚。
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每个人都在这张巨大的人情网中，我们作为执法者，只要稍微松懈一点，就会出现“人情案”，这就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公平。
在中国，“情”这个字一般都是摆在第一位的，而后摆的就是“理”，最后摆的才是“法”。我若不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一般中国人的法制观念仍比较淡薄，他们一旦有子女或亲戚犯法，第一件事就是找关系，找熟人，找朋友的朋友，转弯抹角找到执法者。而且还带着红包，他们总认为只要是人办的事，就有漏洞，就可以网开一面的。他们也认为找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
掺杂着人情关系的司法是绝对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公平与正义的。我作为检察官，时常对这些来找关系的人，有两条处理办法：
一是决不接受请吃请喝，坚决不给来者私下沟通的机会。
二是向他们保证，我绝对保证司法的公正、公平。
我历来主张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对那些青少年犯人和初犯偶犯、且犯罪情节轻微者坚持能拉的不推，能轻的不重，能宽的不严。我会从轻处理，给犯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是严惩不贷的。只要是我管的案子，无论是谁来说情，我也不会听的。在司法界，大家都知道我既是最给面子的人又是最不给面子的人。我说到做到。对于亲朋好友的案子，我也决不法外讲情，乃至与一些亲朋好友反目成仇。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我知道，我们作为执法人员，若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枉法，那还要法律干什么，那哪里还有施法的公正，哪里还有天理？
我时常对我的亲朋好友说，你们要好自为之，洁身自好。千万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去犯法，更不要认为执法机关里有我这层关系就胆大妄为，其实，一旦犯事，谁也救不了你们的。
在法律面前，无论是谁，毫无依据的说情我是从不给面子的。
我有一位同级领导的朋友犯了事，他跟我打招呼，说出点钱不要批捕算了。我说被害人的钱固然要赔，但批捕与否还要看案情。他就立即叫他那朋友的家人交了钱。后来，我考虑到嫌疑人虽然赔了钱，但其行为太恶劣，还是将其批捕了。当然因为这件事，我又得罪了一位领导。
得罪一个君子，后果不会太大，但得罪了一个小人，那是必然要吃苦果的，只是迟早的事。这老早就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也是人，我不是不想给面子，只是我坚持原则，坚持司法公正的性格坚决不允许我那样去做。
不过，由于我正直，还是有许多人愿意跟我交朋友。我也乐意与人交往交流。不过，我一旦发现某个朋友为人不正，我会立即主动疏远他。这种人，我是坚决不能与之为伍的。
谈起“人情案”时，人们总是气愤之中略带同情，恼怒之中略带无奈，也许是因为有人将它归之于国人的“重礼仪”、“爱面子”、“讲人情”的“传统文化”之列。因为是所谓“人之常情”，使许多人批判它时也显得“底气不足”。
所以，很多腐败分子在追悔堕落原因时，往往主动选择“人情”这一条，有的干脆就说“都是人情惹的祸”。
人情有各种各样，如亲情、乡情、恋情、同事情……种类之多，实难穷尽。
所谓“人情案”，是指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因为“人情”导致该抓的不抓、该立案的不立，该审的不审、该判的不判，或该重判的轻判、该轻判的重判……因此，从本质上说，凡“人情案”之行为人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也就是说，此类案件一旦败露，轻者会丢权、丢位，重者则会受到刑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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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道关卡——情关（2）
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人员在承办这类案件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在办案中并不是所有的“人情”都会起“作用”，它一定要满足以下诸多条件中的一种。
一是与血缘有关的“亲情”。这类“人情”很厉害，天长日久相处，感情特别深，再加上荣辱之类的利害关系又是共同的，所以这类“人情”的影响特别大。为什么包公大义灭亲刀铡侄子包勉的故事为历代传颂？原因之一就是能这样做的领导不是很多。
二是欠了人家的“账”不得不还的报恩之类的“人情”。譬如，过去在自己“危难”之际帮了自己的人；在自己发展的“关键”时期“拉”了自己一把的领导，如此等等，如今人家有“难”，不帮岂能说得过去。
三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威胁性人情”。譬如，顶头上司打来电话、写来字条，说是你看着办吧，然而自己的升迁、发展全都掌握在他手中，不照做的话，说不定到了某个“关键环节”就卡你一下；再如，自己的“秘密”被他人掌握，如今传来口信，要你利用手中之权“方便”一下，你怎么办，估计到最后只能“狠狠心、咬咬牙”，帮他“办”了。
我认为，以上三种“人情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案”，除此之外的所谓“人情案”都只是一个幌子，其电话、条子、口信之类的“人情”都是以某种“承诺”为“背景”的，而且，只有当“当事人”权衡到自己的“获利”要大大高于自己可能存在的“风险”时，才敢于去办。这是当今所谓“人情案”的主要特征，它是为个人的“功利性”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