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的表情，但又被他那双在浓眉下慈祥闪烁的蓝色眼睛变得柔和了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儿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饰非常好，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象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适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现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并且不分朋友们社会地位的贵贱。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深的研究，为古希腊知识最渊博的学者。哲学上动摇于唯物，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奉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当他四十岁到五十八岁在巴黎生活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几乎从不参与这座都会的轻浮生活。青年时代，他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淫乐的海洋，在那里，放荡和情欲的风暴折断的难船残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历来所摧毁的船只还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带着厌恶的心情扭头走开。”随着年代的消逝，他改变了年轻时对巴黎的意见；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讨厌那种非常有害于社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是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能由于懒惰、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贪图色情乐趣而发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种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业生活中的欺诈，以及任何用哗众取宠的庸俗手腕，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在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里，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在那里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相识。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从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开支帐簿上，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那里，他总要给他们寄一份漂亮的礼物，加上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在巴黎和别地相处的某些同代人，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多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现象。有时感到无家可归。他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带着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缠着一块压定布，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非常寂寞的人，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这部分是，也许主要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部分是由于他的生活斗争；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关于他失望心情的例证，但是，从一封给路德维格的妻子埃德拉·诺贝尔的信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我们之间的对比是多么悬殊啊！在您周围，环绕着爱情、欢乐、喧腾和跳动的生活，关怀别人和被人关怀；爱抚别人和被人爱抚；因此，您是在心满意足中安定地生活着。而我则好象一只被命运撞坏的无用的破船，在没有罗盘和舵轮的情况下到处漂流，没有对过去的甜蜜回忆，没有对未来的虚幻但却美妙的憧憬，没有尽管粗俗但却有助于自我美化的狂想，没有作为我们未来生活源泉的家庭，没有自然陶冶心灵的朋友，也没有为之愤怒的敌人；与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种在暗淡的光线中揭示那些没有洗净的污点和失败的自我批评。以这种轮廓划成的一幅肖像，对于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来说，是很不适宜的，而只配把它扔进字纸篓里。”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清楚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磨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的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
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要求资助这样或那样事务的、以及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达到难以相信程度的厚颜无耻来写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计算之后说：他发现“邮局每天至少送来两打申请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总共至少有两万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达七百万克朗。因此，我必须声明说，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感到兴趣时，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因为他曾写过：“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对于决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观点。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他曾写道：“作为一条规矩，我喜欢为活人的肚皮帮忙，而不愿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过于尊敬崇拜死人，他们对我们的大理石献品，既感觉不到，也一定会有不同意见，还不如去帮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现在保存的用几乎所有的语言写来的恳求和感谢的信件，以及诺贝尔提出明智劝告的复信，在档案室里足足有几大卷。明显的是没有人认为他所接到的技术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纸劝导太低贱，因为有时是相当宝贵的。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作这些事的，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尽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骗子诈取过的事例，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大方，但却肯定是造成他经常以厌世观点看待人类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调查又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讨厌给施舍以这种不名誉的形式，喜欢把问题谈清楚，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