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石油的价格上升，这些都是中国大宗进口的。原料价格上升到企业难以承受的程度，增长就无法维持原来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无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新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影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或者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当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仅仅靠投入的增加实现增长。迟早都会出现收益递减。而何时递减那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2007年，中国的增长的确是达到了极限，那个“夏天”不平凡，经济的确太热了。当然这种过热也必然反映在许多方面。首先是通胀加剧，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正是经济过热的结果。流动性过剩和原材料价格上升都是经济过热的结果。而这两者正是通胀加剧的原因。其次是股市暴涨，有亿人投身于股市，股市上升像脱缰的野马，其推动力也在于经济过热。第三是房价上涨，有些城市的房价甚至逼近或超过东京、纽约这些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城市。这当然高得不正常。最后是人民币汇率上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所有这些指标都超出了正常上升的情况，不是经济过热是什么？
经济不会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一直高速、稳定增长，总是在波浪起伏中前进的。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总会有结束的时候，无非是用什么方式结束。这正如自然界一样，夏季之后秋季和冬季肯定要来的。经济周期，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规律，任何一种经济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理由可以例外。在规律面前，我们并没有特权。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有拐点，这不是神机妙算，是常识。
我们不否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应对危机首先要从内部找原因。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内因是主要的，外因往往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句话也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问题的指南。夏天来临时，秋天便不会远了，记住这一点才能临危不惧，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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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四万亿
中央拿出四万亿刺激经济，地方政府甚至计划拿出18万亿。无论最后拿出了多少钱，重要的在于如何使其有效率。
经济学家把钱的用法分为四种：为自己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用自己的钱，以及为别人用别人的钱。其中效率最高的是为自己用自己的钱，效率最低的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财政支出就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支出是不可缺的，所以就要研究用什么方法来提高为别人用别人的钱的效率。
提高用钱的效率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当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个收益就不仅仅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对整个社会长期的影响。这次支出的钱有些是为民生的，如补贴低收入者或建设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收益不好计算。但还有一些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极为重要。过去有些政府投资，如在一些并不发达的地方修机场或建磁悬浮列车，项目本身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对当地经济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这些政府支出的项目说得客气一点是为别人用别人的钱无效率，说得严重一点是官员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人民的血汗。即使这些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增长，也绝不能再搞。
这次政府支出的投资应该保证两个原则。一是保证能实现项目的收益大于成本，不能搞那些长期亏损，甚至要政府财政没完没了补贴的项目。二是在长期中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建一条高速公路即使在相当时期内无法收回利润，但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当你用自己的钱投资时，没利的事情是不会做的。用政府的钱、人民的钱，也要有这种精神。当然这个“利”可以从广义来理解，包括直接赚的钱和间接的社会利益。
要保证为别人用别人的钱有效率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配合。制度决定人行为的方式，有什么制度引导，就有什么结果。为了保证政府财政支出有效，必须坚持两个重要制度。一是严格审批制度。上什么项目，不上什么项目，要进行科学论证，绝不能由官员拍脑袋说了算。在项目的审批上要建立严格的程序。各地上的项目要由中央进行统一协调。有些重大项目还应该由全国人大批准。二是对决策和执行的各级官员实行激励…约束机制，让他们用别人的钱时像用自己的钱一样负责。政府支出项目的效果可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之一。对于作出错误决策，执行又不力的官员要给以严厉的处罚。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绝不能“重”贪污，“轻”浪费。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四万亿如何支出，也都寄希望以用这些钱战胜经济困难。只有使官员在使用这些钱时和使用自己的钱一样负责，这四万亿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迎来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春天。
保增长的中心是保民生
2008年的经济困境使得在短短几个月内，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初，宏观调控是“双防”（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不久，变为“一保一控”（保增长，控物价），后来又明确改为“一保”（保增长）。但必须明确的是保增长不是为增长而增长，保增长要围绕一个更为基本的目标：民生。
在过去，我们把增长率作为经济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忘记了增长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盲目追求高增长率，造成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收益差距扩大、环境遭到破坏，资源消耗过快。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率有什么诱人之处，而在于它是社会福利提高、实现和谐的基础。离开了这个最终目标，增长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保增长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不保证一定的增长率就无法避免更大规模的失业。但是，以保民生、保就业为中心来保增长与为保增长率而保增长还是有差别的，相应的，保增长的手段也有所不同。
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不同。有些部门对增长率贡献大，但对就业的贡献就要小一些，如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有些部门对增长率的贡献并不一定大，但对就业的贡献却要大些，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劳务部门。我们以保就业为目标来促增长就是要扶植后一类部门的企业。在选择扶植的重点时，应该以就业而不是以增长率为目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就业永远是难题，也永远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
经济衰退也往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时机。当经济增长快时，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些企业对民生的不利作用往往大于有利作用。它们大量消耗稀缺的资源，虽然有了短期的高增长，但并不利于长期的增长，它们所造成的污染，恶果往往是长期的，如钢铁、化工等行业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无论它们对增长多重要，都不能再扶植 。它们活不下去，就让其自然死亡，活下来的也要限制其耗能和污染，促使其达标。
保就业、保民生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增长。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政府不仅要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增长，而且，要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是不仅要用财政支出保增长，而且要用财政支出来完善社会保障，尤其要对那些由于企业破产而失业的工人给予生活保障。政府增加的财政支出不能全用于保增长，还有一部分要用于社会保障。二是政府要加大保证再就业的支出。这种支出不是帮助企业，而是用于工人培训，提高工人的技能。与其保证他们低收入的工作岗位，不如使他们增强在高收入岗位就业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以及收入增长都是“一石三鸟”的。
在考虑当前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要只盯住增长率，而应该从民生的角度来综合考虑。仅仅可以保增长，而不能保民生的事，还是少做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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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保八”的经念歪了
“老和尚的经是好的，但被小和尚念歪了。”这是老百姓在形容中央的政策被某些地方官员歪曲理解并执行时的一个比喻。不幸的是这次中央“保八”的经又被一些小和尚念歪了。
针对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中央的政策是“促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目前的经济困难部分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上半年出口减少近四分之一，“促内需”就是要把增长的动力放在国内的需求上。而且“促内需”也是我们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的稳定繁荣不可能仅仅依靠外需。现在我们的对外依赖率（进口＋出口／GDP）高达60％。这种情况短期内还可以，但长期便很危险，早在这次经济困难之前，中央已看到了这种高对外依赖率的不稳定性，提出逐渐把对外依赖率降到25％左右。“保增长”和“调结构”都是目标。这两种目标就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即不仅增长率要高，而且经济结构要合理，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不能忘记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只有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才能实现长期中的稳定增长。
但是到了地方，有些人就把这九个字的精神简化为“保八”，而且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这一目标。这样做，也许短期可以“保八”，但在长期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目前内需中最不足的是消费。发达国家的内需中，消费占70％左右，而我们仅占50％左右，其中，个人消费仅占35％左右。这种消费不足源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在美国，国民收入的80％成为真正国民的收入，而中国国民收入中只有45％才能成为真正国民的收入。而且，这些国民收入的分配又不平均，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