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满清主子的奴才强。
我十分欣赏袁枚的一点，就是他觉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爷玩了，他未必敢这样公开发表宣言，但实际上他果真不再去当奴才，用不着一张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后，万寿无疆，臣罪当诛。对袁来讲，这一切，统统去他妈的王八蛋了。
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嘛！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那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作书虫，坐冷板凳。可他那以为有朝一日可以当上国师的梦，始终醒不过来，就这样，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着，不但没有发达，反而因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患了类风湿病，终于不治身亡。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嘛，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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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6）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味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成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怆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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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1）
中国文人之好名，也算是一癖了。
第一，人之好名，与其成就高低成正比，成就愈高，愈在意名。第二，人之好名，又是与人的年纪成正比，年纪越大，越追求名。于是，中国文人的全部快乐和不快乐，便系于这个名上。
而大文人，老文人，则是最不肯安生，最能够折腾，最害怕冷清，最热衷于人来疯的一群。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一篇《买记》的杂文。其中，引用了《论语·季氏》的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细细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见好就收，就要适可而止，就要鞠躬谢幕，从运动场中回到看台，当一名观众。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加减法的过程，年青时期，不断地追求，不停的获得，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那样，再离开这个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态龙钟，老朽无能之际，你老人家还不厌其烦地求，还不厌其多的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学大全》的著者，为清乾隆朝人尹嘉铨，一位道学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尤其人到晚年，更着重声名的满足。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隋炀帝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因求文名，他竟把一位诗人杀了，还说，看他今后还能写出比我好的诗？
由此可见求名者那一颗不得安宁的心。
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就闹人来疯。成年人同样希望别人注意他，也要闹人来疯的。
这位求名心切的尹嘉铨先生，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人来疯。
人来疯，医学上定名为“儿童多动综合症”，通常发生在三岁到六、七岁的儿童身上。但如今，由于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浅薄化，商品化的结果，人来疯便愈来愈成人化，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一些有头有脸的，有声望有地位的人物，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奇形怪状，哗众取宠；或故作悖谬，语出惊人，也在以吸引他人眼球为能事，这就叫作“成年多动综合症”。其症状，越是公众场所，越是人多场合，越是有重要人物，有年青异性，有传播媒体，有镜头灯光的所在，这些成年多动综合症者，就会躁动不宁，没话找话，就会表演卖弄，搔首弄姿，就会为老不尊，失态失控，就会挤眉弄眼，情不自禁。
人来疯，是病，又不是病，你说它是病，就是病，你说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一般来说，小孩子的人来疯好治，长大以后，不药自愈。而上了年纪的人，得了人来疯，基本上是没治的了。
最厉害的，也是最可怕的，还数六十岁，七十岁，乃至八十岁的“老年多动综合症”了。抖擞着一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要耍起人来疯来，那才叫恐怖。第一，四不：不甘寂寞，不肯罢手，不能安生，不愿休止，第二，四有：有饭必吃，有酒必喝，有话必讲，有屁必放。凡出场、出席、出镜、出台，总有他们身影在；凡褒扬、授奖、表彰、上榜，总是他们当主角；凡聚会、团拜、联欢、饭局，总推他们坐到主座；凡检查、视察、剪彩、指导，总少不了老爷子临场……
总而言之，人来疯的根本目的，求名，求大名，要大家众星捧月地围着他，水涨船高地抬着他，为了名。要大家相信他老当益壮的存在，相信他风头正健的存在，也是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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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2）
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真是欲壑难填啊！半截入土的老人家，还疯个没完没了，这些年来，可真让我们看得眼晕目眩啊！
尹嘉铨已经致仕，享受离休待遇，回到老家河北博野，论理，享他老革命的清福吧！不，他怎能就此罢手呢？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难戒掉，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有的同志，甚至奄奄一息，回光返照，不最后看一眼亲人骨血，战友伙伴，仍于弥留期间，念叨着悼词怎么写，惦记着墓志铭怎么刻，是“坚定的”，还是“不屈不挠的”；是“忠诚的”，还是“久经考验的”，放心不下，斟酌再三，不肯闭眼，不能瞑目。
这就好比文坛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