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孟森，对他成为康熙文字狱的镇压对象，所作的分析，抓住了中国文人的不甘冷落，不愿旁置，不识时务，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头巾气”，是很有见地的。
“戴南山乃热心科举之士，文字皆作头巾气，断不敢显然触犯清廷，不过记其事实，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语，方、戴皆以历史视之，故入记载，决非如后世之诋斥清廷也。”（孟森《科场案》）
“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孟森《字贯案》）
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加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也是必然性。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投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搞文字狱的，是一定要整肃汉族知识分子的。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罔视君亲大义”， 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 想看书来
谁比谁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是，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陈子龙之死（1）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莫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縴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 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镣脚铐，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唯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知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陈子龙之死（2）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 明/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的《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慕仰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阙《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阙《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1674年的春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彩，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己地流露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情侣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