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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串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碴，敲诈勒索的“役”，在得意风光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跳。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辨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的兑现，但大体上###不离十地，也还是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的积怨，也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伯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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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与宋徽宗（5）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蔡太师的。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李清照的悲哀（1）
宋徽宗自号道君皇帝，其实不但无道，而且无德，无能，无聊，无耻。但他在政治上，在收拾知识分子上，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上，倒也颇有几分歪才。
在中国，统治者不是整一个人，而是整一群人的话，就要搞政治运动。宋徽宗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一个先行者。
李清照（1084…约1151），山东济南人。这位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一生，与她号“易安居士”的“易安”二字，简直毫无相应之处。
相反，她的早期作品，大约作于公元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秋天的《一剪梅》，其中一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倒是她生于那个多事之秋，遭遇不幸；碰上那个糟糕皇帝，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正是花样年华；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仍属新婚燕尔。在这个应该女人最好的年月里，她写下的这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却成为她这辈子的不吉谶语。
从此，像落在流水里的花瓣，不能把握自己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位无辜的女诗人，就这样被挫折到最后下落不明。有关她的悲剧故事，得从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说起：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
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他一上台，便倒行逆施，反攻倒算。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
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这是一种批量化的不杀你头，却给你戴上一顶奸宄帽子的刑罚。砍掉脑袋，只受一次痛苦，徒刑坐牢，期满便也获得自由，而戴上一顶奸宄帽子，那羞辱，乃无声之鞭挞，那折磨，乃永久之惩罚，才是最厉害的一手。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受株连。
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被不知其名的王八蛋检举，顺藤摸瓜，难逃一劫。七月乙酉，给他定性，结论为“元祐奸党”。
首批定奸党者，共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于是，罢官。
九月，宋徽宗觉得这样惩治，起不到广为人知的效果，亲笔御书奸党人名，刻石于京师通衢大道的端礼门上，众目睽睽，以示儆尤。这一次，打击面扩大化了，由十七人增至一百二十人，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
宋徽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肃清“元祐奸党”流毒。下令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包括他们手书的碑匾题词，楹联墓铭，统统砸烂仆倒，扫荡干净，不留痕迹，私藏者以窝赃罪论。
九月，这位皇帝认为只是在开封城里，收拾元祐党人，规模有限，很不过瘾。下令天下，凡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为怙恶不悛者戒。至此，刻录于党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层层加码，总数达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当靠前，日子很不好过。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
更恶毒的政策出台，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擅到阙下”，更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连文革期间的对可以教育的子女，给出路的政策，也没有，可见宋徽宗斩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
因为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这个绝不上东西有皇帝，不得不诏求直言，有上书者认为堂堂京师立这样的碑，全国各地立这样的碑，有碍观瞻，遂有毁碑之说。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这场政治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党禁至此稍弛。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
李清照的悲哀（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
敢情，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
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被李格非不幸赶上了，他的罪状，就是站错了队，谁让他是苏轼门下的得意弟子呢？
北宋党争的这两派，“元祐党人”中，正直的知识分子较多，有才气的文人较多。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面，当然也并非全部坏蛋，但其中小人要多一些。而小人这东西，一肚子坏水，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只要下手，无不心毒手辣。一般来讲，君子斗不过小人，总是要败在小人手下，就是在狠毒度上做不到他们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苏东坡哪怕死了，一个死灵魂，也要遭到清算。
宋徽宗也是一个小人，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祐党籍碑”，就是他的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