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 第2部分

　　　　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与日俱增，但是人类自我管理的能力却没有显著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地位。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正确的领导，那么我们的文化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令人不快的现实。
序言（1）
　　　　序言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我的影响力还是被严重夸大了。在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我被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是我一手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谓的颜色革命负责。2004年，我明确表示反对乔治…W…布什再次当选总统，这时有人指控我试图贿赂选举。所有这些言论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尚未进行亚洲货币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我承认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事实。我的基金会在前苏联的部分成员中开展了积极行动，并且为努力将这些国家转变成开放社会的力量提供支持。当东欧的共产主义巨石倒塌之时，它们为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提供了一些缓冲。它们在东欧培养了一批有强烈存在感的罗姆（吉卜赛）精英。“接纳罗姆人十年运动”也是由我发起的，在运动的支持下，九国政府、欧盟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努力致力于改变罗姆人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多亏基金会有胆识的员工，我们为减轻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还推动了公开支付款项运动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发起。不论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开始思考，我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说来话长，我曾经偶尔提到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另外，我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我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早些年，我是个独行侠。苏联解体的时候，我的基金会可以单独成就很多事情，但当我试图同其他机构或政府合作时，却很少成功。人们往往赶不上事情发展的脚步。很久以来，我的基金会几乎是仅存的独苗，因此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但当我提出各种政策措施时，我的意见通常都遭到了忽视。而从那时起，情况峰回路转。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过先发制人，或仅仅通过参与，就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正因为这个原因，与早年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场。
序言（2）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经说，我是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他说，“你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怀疑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有理可循的。许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们不同。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行使这一特权是对它的丰厚回报。但我经常对质疑我动机的人说，他们有怀疑我的权利。当我说自己没有私心杂念，证明这一点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我肩上。

　　　　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阻碍。首先，我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我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国际事务领域，错误导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没有人投票选举我或者任命我担任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我是自觉担任起这一角色的。人们理应怀疑那些有权制定政策却不对公众负责的人，但是我认为必须照顾好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满足这种利益，也比压根儿不去尝试要好得多。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他是前苏联的异见人士，后来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调查官，并且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金融市场上，为了成功，我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在社会领域，我坚定立场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对它们拥有十足的信任。这就是金融市场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差别，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序言（3）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

　　　　我必须解释我所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会对个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国家可供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是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世界政府是压迫性的政府。我所指的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C），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纂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

　　　　我已经描绘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框架，我还需要为它填充具体的内容。我在此拒绝提出一个永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来阐释开放社会的含义。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序言（4）
　　　　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源于国王统治其子民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被斩首，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虽然用其他事物来代替人民的主权听起来是一种空想，但这一原则自身已不能满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