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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君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在绘画创作上已有相当的实绩；同时，宏君于美术史研究、文物、书画鉴定亦有自己的心得。在创作和研究之余，又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中，旰衣宵食，呕心沥血，终成正果。
作为荣宏君的导师，平日和他交流最多的是书画收藏、鉴定和美术史研究，对此书的写作，并未发表意见，及至宏君将一部厚厚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我才感受到了一种意外之喜。祝贺之余，借此序谈谈自己的看法，算是和宏君交流吧。
谨为序。
缘起
我在绘画之余，尤喜书札的收藏，特别是师从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后，逐步了解到古代书法佳构大多以书札的形式流传下来。史先生时时告诫，书札不单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往往还记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而且通过对书札的收藏和研习，可以提高一个艺术家的全面修为。先生的叮嘱使我将读书绘画之余的时间都用在研藏名家信札上，就这样日积月累，积腋成裘，我手中著名艺术家的书札手迹渐成规模。记得2003年，经画家任继民先生推介，中央电视台的《艺术品投资》栏目以《荣宏君的信札情》为题，对我的绘画和收藏做了专题报道，节目播出后，陆续有收藏爱好者来电来访，或是要求鉴定书画，或是转让手中的藏品。
就是这样的机缘下，我购藏了一些近现代艺术家致文化部前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先生的信函，其中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两封信札尤其引人注目。
现将两封信内容抄录如下：
（其一）
周扬先生：
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至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又刘画两册乃借自院中，请即见还，以示同人。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其二）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这两封信札写于1953年，也就是徐悲鸿去世的那一年，两封信叙述的是同一个事情，即著名画家刘海粟的人品问题。徐悲鸿在一通信札上甚至直呼刘海粟为“汉奸”，这不禁引起了我对徐悲鸿、刘海粟两位近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之间关系的关注。虽然之前在美术界也听到过两人不和的传言，并看到过陈传席先生以及刘海粟弟子简繁描述徐刘交恶的文章，但依然是雾里看花，不甚了了。此时恩师史树青先生鼓励我，何不利用手中的信札，再查阅一些资料文存，将两人的交往与艺术人生写成一本小书，这样也可以为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做一些贡献。后来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硕士，导师张晓凌先生亦支持我完成此书。在两位恩师的鼓励下，我便开始搜集史料，走访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家，走进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艺术世界，逐步了解徐刘之争的主要面目，希望能揭开围绕在徐悲鸿与刘海粟身边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还近现代美术史一段明朗清晰的图谱，给两位大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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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给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美术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美术界已经在孕育一股改革之风。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一书中就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1918年，陈独秀与吕先生在《新青年》上就中国美术展开了讨论，“美术革命”第一次清晰地举出自己的大旗。遗憾的是，首倡国画变法的康有为，及首倡美术革命的吕、陈独秀，后来都由于从事别的工作，转移了注意力，没有再发表比较系统的文章来阐述、深化其美术革命思想。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康有为、陈独秀等提出的中国画变革与发展、创新的问题，在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比如，康有为的国画变法思想被他的学生徐悲鸿很好地吸收和继承，1918年5月，徐悲鸿第一次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讲，便发出了“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的呼声。李叔同、李铁夫、陈抱一、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画坛学子先后出国学习，并将欧洲油画技法引入中国，以期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艺术来改变中国绘画现状。
20世纪中国美术界星河灿烂，画坛出现了诸多代表性的人物，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成为构建中国近代美术史绚美蓝图的中坚分子。其中，由于徐悲鸿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美术教育，留给后世的影响尤为明显。
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主张用西方现代绘画技术来融合或者改良中国绘画，但是由于各自的艺术取向与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各自走的路线也不同。徐悲鸿从欧洲学成归国，带回了欧洲严谨的写实派绘画风格，刘海粟则主张艺术是生命的表现，注重艺术的表现性与艺术家的个性。
迥然不同的艺术追求注定让徐悲鸿与刘海粟在不同的艺术高峰攀登，而早年同在上海的一些经历，又让这两位画坛领袖人物有了一段交集。由于画评人无心的一段文字，使得两位画坛领袖在此后几十年一直纠葛不断，也成就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说起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这段争议，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新时代》月刊主编曾今可。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早年身怀文学梦想，从家乡来到上海，期望在文化圈中扬名立万。百年后，不曾想，历史记住他的方式不是他的文章，而是由他引发的一个个笔墨官司。
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其文化市场容量也日益扩大，众多文化机构、报纸杂志丛生，使上海成为文化人的聚居地，很多文艺青年怀抱文学梦来上海谋求发展，曾今可便是其中一位。
最初，曾今可创办了文艺期刊《新时代》月刊。这份刊物1931年8月1日在上海创刊，由新时代书局出版发行。开始时刊物也受到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关注，郁达夫、巴金、沈从文、丽尼、臧克家、何其芳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
那时，曾今可是上海滩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喜欢结交名流，同时又爱制造点文坛新闻，偶尔也来点异想天开的举动，以期引起文坛的关注。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坛的“诗体大解放”让一个刚从美国回来、叫做胡适之的年轻人爆得大名，到上世纪30年代，新式的自由体诗已经在文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胡适之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化领袖、学界翘楚了。曾今可在胡适大红大紫之后，也梦想着一举成名的荣耀，成为胡适之第二，于是，他便邀集一批闲居上海的名流骚客，如柳亚子、林庚白、曾仲鸣、章衣萍、徐蔚南、黄天鹏、华林、徐仲年、余慕陶、张凤等搞了一次“词会”，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词的解放运动》，发表了自己关于“解放词”的“高见”，不料却引来当时身在上海的著名文化斗士鲁迅的一番口诛笔伐，最终“词的解放运动”无疾而终。
而对于本书的故事来说，却起因于他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