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现，男人们可以坐在接待厅，一言不发，一直等到兴致起来（或者没有），这是很正常的事。然后，他们会悄悄地接近其中一位妇女，两人一块消失（在路上，那位小姐无助地抓起一根毛巾）。面沉似水，毫无生机。
这是三个傲慢的美国青少年溜达进来，打破了沉默。其中一个讲着希伯来语，同坐在后面的小姐询价：“半个小时230谢克尔；40分钟250谢克尔。”他的朋友插了一句：“嘿！别急，等会儿，看看是否还有比这些更辣的女孩。”他一边说着，一边朝两个小姐打手势。
尽管只有18岁（如果的话），这个家伙肯定不是这里的生客。吃着麦当劳长大、臃肿不堪，他的长相还真是寒碜，我禁不住在想，如果用正常方式去泡妞的话，他恐怕会经常受打击的。但是我还是无法想象，这样年轻的人就会对女生产生非人态度。我的朋友吉迪恩（Gideon）靠近我，悄悄地说：“你会见到许多这样的家伙，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纽约的上西城（upper west side）送到以色列，还塞给他们一本写满犹太教会堂、拉比、犹太教堂的电话本以及一大捆现金。谁能想到，他们一抵达这里，就直奔妓院而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还目睹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从老车站（Old Bus Station）附近开始了我们旅行，这里是以色列无数外国老公聚集的地方。自从“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 巴勒斯坦大起义：指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群众举行的大起义。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压死4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展开与以色列当局持续数年的对抗。在“起义”中，巴勒斯坦人创造出以落后“冷兵器”向以色列示威的斗争方式，即以青少年在街头投掷石块、自制燃烧瓶与现代武装的军警对抗；采用*、*、抵制美以货物等和平方式，不与占领当局合作。这次起义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才告一结束。但是沙龙在2000年9月28日强行参观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圣地阿克萨清真寺，从而重新引发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译者注＇”以后，巴勒斯坦人再也不做那些肮脏、危险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这些都是为其他地方的移民预留的工作。他们的位置被罗马尼亚人、乌兹别克人、泰国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等人所取代。将劳动力进口到以色列是一项商业*活动，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插手了这一业务。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sation）已经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契约劳工或者奴隶走私活动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行业。 。。
5。 回归以色列（8）
在老车站遛达的那些人并不是偷渡过来的——尽管极其贫穷，但是他们仍然可能是这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不过，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这个地方就是个地狱。建筑和街道都年久失修，心形或者裸女招牌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闪耀着，并指向了店铺后面的小破屋。妓院本身就是这个烂泥堆的最底层了。我几乎无法形容那些可怜的日趋衰老的小姐们，她们被囚禁在一个三英尺宽，七英尺长的小屋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着烟，等着嫖客上门，一次只收10美元（没错，就10美元）。
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妇女是被逼为娼，哪些是因为生活所迫，因为这一行业的每个人，包括这些妇女全都守口如瓶。也许那些高级应召女郎挣得钱会多一些，经济上更自由些。但是，我在特拉维夫妓院的短暂经历告诉我，对于涉入这一个行业的多数妇女来说，所谓的快乐*，全是一派鬼话。同样的，在这里我也明白了男人的*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在妓院里，我见到了不同种族、年龄、阶层的嫖客，川流不息，熙来攘往。有世俗和正统的犹太人；有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许多美国人、西欧人和日本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显示，即使他们最初对嫖娼多少感觉有些内疚的话，现在这种愧疚之情也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心想，如果他们听说了这些妇女（如柳德米拉）背后的悲惨遭遇的话——有多人会反省呢？
柳德米拉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度假，相反她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被锁在一套公寓里。在下午5：30的时候，她被送到布嘎绍夫大街（Bugashov Street）一家比萨饼店上面的妓院里，她被迫从晚上六点开始接客，一直持续十二个小时，这也是客人最多的第二个时间段。她解释说：“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要至少接客二十个以上。”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柳德米拉每天晚上被*二十次！
以色列同多数的西方国家一样，执法机构只惩罚这些偷渡的妇女，而对嫖客却不处罚。当柳德米拉第一次成功逃脱后，却被一位值班的士兵撞上，而这人正好是这家妓院的常客，就把她交给了妓院的老板。作为惩罚，她被“主人”暴打了一顿。第二次逃跑成功后，她跑得很远，到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派出所投案。按照惯例，她被控非法移民，被关押在了一所拘留所，等候驱逐令。
当柳德米拉最终回到基希讷乌时，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精神十分低落。她没有回家，除了因为愧对亲友外，她也害怕被那些走私犯发现。在摩尔多瓦、乌克兰、俄罗斯、埃及和以色列，柳德米拉的悲剧每天都在重演。
在我同柳德米拉谈话后的第二天，负责她这个案子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我忘了告诉你了，柳德米拉现在是艾滋病感染者。”毫无疑问，在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鸡尾酒疗法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
在赫兹·莱德准将发现海法街道上黑帮兴起后几个月，他接到举报说一位俄罗斯的寡头要在埃拉特（Eilat）庆祝生日。以色列一位负责调查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高级情报官解释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因此，我们必须从零做起。低层的犯罪分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我们明白了党魁，也弄清除了他们的纹身；我们也有人学会了他们的暗语。然后就是那些大头目了。尽管他们很难对付，但是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追踪他们。” 。。
5。 回归以色列（9）
出席埃拉特的聚会以及后来特拉维夫的高级峰会的客人们，就像俄罗斯商界的名人录。问题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更不清楚他们的底细。
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说明了这种困难，当时，他请众议员们思考下面假设的情况：
如果你在日内瓦湖畔一家豪华的酒店里碰到了一位口齿清晰，英语流利的俄罗斯人，并且闲聊了起来，而且他身穿价值3000美元的西装，脚蹬一双古琦牌休闲鞋，并且他告诉你他是俄罗斯一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想和你谈谈合伙做生意的事，那么这就会有四种可能。第一，他可能说的是实话，确实是个生意人。第二，他可能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以做生意来掩护。第三，他可能是俄罗斯黑手党的成员。但是最为有意思的可能性就是最后一种，他可能身兼上述几种身份——并且这几种机构全部不排斥这种情况。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大量的俄罗斯人争相申请以色列国籍，其中不乏叶利钦核心层的知名人士，比如著名的“七星”中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后来还有初露头角的工业大亨，如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拉宾诺维奇（Vladimir Rabinovich）和俄罗斯的米哈伊尔·乔尼（Mikhail Chorny），这些人都遭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监视。并且还有其他曾经被英国和美国禁止入境的人，如西蒙·莫基列维奇。
甚至还有一些非犹太人，如谢尔盖·米哈依洛夫，松采沃兄弟会的老大，也搞到了以色列的国籍。长得十分彪悍的纪录片制片人亚历山大·岗特利夫哈哈大笑着说：“如果米哈伊尔能跟犹太教扯上关系的话，那我都可以去跳芭蕾了！但是他很容易就申请到以色列国籍。”后来，他的国籍被剥夺了，那个批准他国籍的以色列官员也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除了在苏联时期犯过一些轻罪以外，这些俄罗斯人没有一个有犯罪前科。所有人的公开形象都是成功的商人，并且有书面的业绩记录，显示了他们的活力和胆识。以色列干吗要拒绝他们呢？
就他们来说，这些寡头和黑手党的大佬们开始殖民以色列，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一个理想的投资或者洗钱的地方。以色列的银行体系主要是以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回归为宗旨，也就是说，鼓励他们带着资金回国。再者，以色列也接受了解除国际金融管制的时代精神，大幅放宽了对资金进出的管制。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它也像多数的国家一样，还没有制定反洗钱法令。把从犯罪活动赚取的金钱洗干净，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完全合法的生意。
以色列的警方估计，在共产主义垮台后的十五年间，通过以色列银行所洗的钱大约在50亿到100亿之间。对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但是这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外逃的巨额资金的5％；并且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如瑞士（400亿美元），或者四季如春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塞浦路斯，早在1994年年底起，每个月都要清洗1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金。
以色列之所以很受欢迎的原因十分简单——这些可疑的商人大都是犹太人，并且在以色列，他们没有受到轻视，常常被作为贵宾和备受尊重的家人一样。
5。 回归以色列（10）
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寡头和黑手党头目大都是犹太人。在大规模移居以色列之前，犹太人大约只占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口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强盗资本主义发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