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定，外国公司的业务必须同作为中间人的莫斯科外贸部合作。当洽谈合同时，外国公司不是直接同购买或者销售产品的个别企业接洽。外贸部以优惠价从西伯利亚购买钻石矿和油田，例如，一桶油一美元。然后，它再按照全球市场的价格卖给外国的买方，并隐含了其中的差价，把利润装到了政府的金库里。
一方面是世界市场上原材料的高价，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的优惠价，通过利用其中的差价，政府赚取了高额的外汇收入，从而弥补了苏联计划经济的轻率、低效所带来的损失。外贸部的垄断是推动苏联实际运转的少数几种方式中的一种。 它是支撑苏联经济的墙壁：在没有找好替代物之前就把它推倒，房屋肯定也要倒塌的。而“神风内阁”正好把它推倒了。
私有化的外贸机制同最低优惠价特权的结合，在几个月内就催生了一批全新的强盗式资本家——俄罗斯的寡头。这种人的逻辑十分简单：以一美元一桶的价格从西伯利亚购买石油，然后以30美元卖给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公民。政府不再从中截取利润。相反，这些利润全都进入了个别人的腰包。
仅仅四年时间，就出现了好几百极其富有的男男女女，而这些超级亿万富翁的内部集团形成了一个铁网，对总统叶利钦施加了更加坚定的政治影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层，最上层是这些寡头们，最下层是千百万极度贫穷的人们，中间是一少部分软弱无力，恼羞成怒的中产阶级。
这种致富的过程简直就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盗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能与之匹敌的。新俄罗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看起来很负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外国投资。而那些最有权力的资本家们则大肆掠夺国家的重要商品（几乎是不可估量价值的矿产资源），并且拿这些东西去换取美元，然后把这些资金转运到国外，资本外逃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以稳定经济，支撑卢布，而另一边，这些金融寡头们却向世界各地的秘密银行转运更大数额的资金，从瑞士到太平洋的岛国瑙鲁都有，这些资金只要被转运出来，几乎立即就会被复杂的，令人费解的洗钱计划所吞没。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据，活生生地展现了在一个缺乏监管机制的社会，贪赃枉法、目光短浅和愚蠢总是有可能获胜。
那些仍然执政的官员们不明白如何监控、管理和评判商业汇兑的原则。结果就导致“为了适用的目的，执法机构自身放弃了保护私有商业结构的职责，”新俄罗斯重要的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斯塔诺瓦斯卡亚（Olga Kryshtanovskaya）解释说。警方，甚至是克格勃都无能为力，不知道如何执行合同法。而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和黑手党党魁却不是这样无能为力——他们在新俄罗斯的经济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确保签署的合同能够顺利履行。他们是新生的执法机构，那些金融寡头们需要他们的服务。这些金融寡头和黑手党协同合作一起制定了新俄罗斯的司法体制。在1991年到1996年间，俄罗斯政府完全丧失了对社会的监管，合法和非法，道德和邪恶之间的区别几乎荡然无存。在任何贸易中，没有严格的界定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洗钱或者敲诈，言外之意就是，所有的商业买卖同时既是合法的，又是非法的。这适用于一切商品，毒品、妇女、汽车、香烟和石油。如果在当时的法规还能够生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金融寡头的行为就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9）
政府机构在学习同新的商界进行合作的时候，一些坏种子也开始萌芽。虽然苏联的旧刑事司法制度可能没有能力去监管自从1992年出现的繁荣的商业活动，但是个别的官员还可以通过不经审查就批准来自中央银行的及时贷款，或者颁发一份重要的出口许可证，促进这种制度的继续生存。当时的口号就是“资源”——歹徒的“资源”就是实施令人信服的暴力的能力。金融寡头可以利用他的“资源”以非常便宜的价格骗取整个工厂的所有权，然后用它们换取更多的资金。官员的“资源”就是他的橡皮图章，随时放在抽屉里准备着使用。每一群人都把自己的“资源”卖给他人。列弗·吉莫弗耶夫（Lev Timofeev）是一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的*者，他解释说：“在苏联时代，那些官员很会做生意。他十分清楚自己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在苏联时代总是缺乏各种东西，一位官员可以利用他的影响来帮助个人克服这种短缺。然后就是20世纪90年代至关重要的转变时期，当时，个人——也就是说，商人们——接近这些官员，并且提出同他们合作。”
金融寡头、官员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三方阴谋十分简单，但是却被恰当地隐藏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街上，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激烈的闹剧：猖獗泛滥的卖淫嫖娼、挥霍无度的炫耀财富和令人费解的政治阴谋。尤其是，残暴的黑帮火并事件，更是掩藏了他们的阴谋。
阿提姆·塔拉索夫一边微笑着，一边讲述他第一次同黑帮成员见面（strelki）的情景。他说：“那一天有许多黑手党人出现——多数都是格鲁吉亚人。他们的使命十分明确：从我身上敲诈几百万美元，或者是失败的话，就绑架我。”Strelki就是一个商人的保护伞洽谈业务的过程，他的保护伞会同另一个保护伞协商咨询，目的是为了解决合同的纠纷。在90％的案子中，这些保护伞会达成协议，双方的商人都必须接受他们各自保护伞的建议。但是，在一次，塔拉索夫险遭不测。
“两边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大概三四十人。这群凶狠成性的杀手占据了莫斯科塔干卡区（Taganka）的沃罗佳·塞玛高俱乐部（Club Volodya Cemago）。他们在耀武扬威地挥舞这他们的武器，这就足以使任何普通人惊恐不已……”
塔拉索夫和他的私人保镖被关到了隔壁的屋子，等待他的保护伞马利克（Malik）和沙玛德（Shamad）的来临，同来自其他团伙的黑手党党魁进行谈判。突然，响起了疯狂的嚎叫声：
——你为什么来这里？你和这些家伙混在一起干什么？
我们的人对那些黑手党党魁喊道：
——他只是有点卑鄙。你到底认为你是谁啊？
——我们是黑手党！他们大喊着回答。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武装到了牙齿，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被带进了大厅，这就像一场黑帮电影一样——完全像是做梦。”
掂量了一下处境后，塔拉索夫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逃走了。也许作为第一个金融寡头，或者至少是第一个金融寡头，塔拉索夫十分幸运，成功地从谈判现场逃了出来。对于处在冲突中心的商人来说，他们一般是不会出现在洽谈现场的。保护伞们代表各自的商人坐在在一起反复磋商合同执行中的困难，这几乎都成了日常的业务。大部分的这些洽谈活动都是没有伤害的——保护机构合理地运作，争取避免他们个人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根据它的特殊性质，这种洽谈也有可能变成子弹横飞的枪战（razborka）。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10）
瓦季姆·瓦尔考（Vadim Volko），俄国率先研究“暴力企业”的学生，正如他所描述的，“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者错过这种洽谈活动，如果没有出现在洽谈会上，不仅仅自动表明失败，同时它也会损害你的声誉……这些洽谈会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的象征意义。进行洽谈时，参与的人并不需要协商许多细节问题，有一些微妙的符号……所有的暴力企业对这些符号都非常敏感，并且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些读不懂的人，就不会活得很长。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能够预测出现暴力后果的可能性，并且相应地做好准备。要带多少人去参加这次的洽谈会？他们都应该带上武器并准备好开枪吗？……这次的冒险值不值？”
塔拉索夫同他的保护伞的关系大体上反映了金融寡头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离开了保护机构的保护，这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是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也不可能存得住这么多钱的，而这些黑帮集团的繁荣也要归功于金融寡头对安全的需要。金融寡头越富有，他的保护人就会越强大和富有——相互确保创造财富。
同意大利南部或者纽约和芝加哥的传统黑帮集团相比，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黑帮集团有三方面的不同。
它们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尽管俄罗斯黑帮也有谋杀和枪战，但是在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确保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当然，从正常标准来看，你可能认为敲诈、绑架和谋杀构成了一个相当严厉的治安机制；并且多数人可能也会发现很难赞同盗窃汽车，贩卖毒品或者走私妇女是合法生意的观点。然而，俄罗斯不是处在正常的情况之中。除了严厉打压的社会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免受有组织犯罪的困扰（毫无疑问，北朝鲜有组织犯罪的程度十分低，它的国家预算主要依赖同周边国家的犯罪集团进行毒品贸易）。但是在一个像俄罗斯这样一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大国，你用一种制度（自由市场）替换了另一种制度（五年计划），并且还是在这个全球经济进行划时代转变的时候，那么这种巨大的变化肯定会给那些才思敏捷、势力强大或者十分幸运的人（金融寡头、有组织犯罪成员、从国家控制的权力中突然脱离出来的官员）提供罕见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到迄今已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