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胡宗南的特务专门在西安一带搜捕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她就按姑爹李富春的意见，既然姑妈蔡畅、表姐特特都已去了苏联，马上又有由苏联运送医疗用品的卡车大队从延安返回苏联，最好趁此机会去苏，比较安全。她到迪化，被安排在新兵营俄文班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
1939年5月，临行的清早，蔡博和*原夫人张梅被送到机场的飞机里面。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名叫“岳菲”。蔡博以后知道他就是李天佑。他们被叮咛静坐等待，别被人瞧见。机外人声纷杂，蔡博一抬头，看见“老太爷”登机进舱，坐在了最前面。那时，人们习惯称毛泽民为“老太爷”，他到苏联去看病。毛泽民是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这次以考察苏联农业的名义出国，他的外交护照允许携带家眷。蔡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问题就出在护照上。护照只准带两个人，而他们却是三个。迪化起飞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躲在机舱里，没人进来检查，到苏联阿拉木图就出了麻烦。
毛泽民“你们护照上写着携带眷属两名，为什么有三个人？”苏联边防军官面带笑容质问。
毛泽民只是微笑着假装说：“不懂俄语，不懂俄语！”
苏联边防军认真起来，把他们送进市里一家旅馆待命。在阿拉木图等待的几天里，他们实在闲得发慌，也找不到一个翻译，和苏联机关方面谁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种窘境下，蔡博觉得也许能应用几句学到的俄语，但口语很差说不上来。她用钢笔写了一句“我们要吃饭”，拿去给苏联军官看。苏军官一看连连点头，立即帮他们安排了吃饭的问题。蔡博来了兴趣，又写了一句“我们要看电影”给那位军官。军官很快给他们买来了《列宁在十月》的影票。
毛泽民没料到蔡博在新兵营学了点俄语，派上了用场，高兴地直夸奖她。
经过几天的联系，边防军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请示后，终于批准他们前往莫斯科。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他们是坐火车，走了三四天。他们的车厢是软卧，两人一个房间，中间有个盥洗室，实际是一个单元。毛泽民和李天佑一间，蔡博和张梅一间。这样高级的安排大概是照顾毛泽民的吧。火车开动后，他们庆幸地议论起来：边界上的纠缠终于化险为夷了。火车在轻松的议论声中奔驰着。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无拘无束。被大家尊称为“老太爷”的毛泽民，诙谐逗人，平易可亲，见广识多，无话不谈。他皮包里带了几本书，有中文版《资本论》，不时拿出来翻看。蔡博第一次见到《资本论》，顿时起了好奇心，顺手拿走一本，回到车厢里反复看。毛泽民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亲切地考问她，究竟能不能看懂，有什么想法。毛泽民发现她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多少有点入门时，表示很满意。后来毛泽民还把她看《资本论》的事告诉了姑妈蔡畅，姑妈给她送了一份礼物——《资本论》。在火车上，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他们几个人总想知道点毛泽民与毛泽东兄弟关系及一些家庭情况，而毛泽民总是冷冷两句：“他当他的主席，我当我的党员，我们谁也不靠谁！”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2）
火车平安到达莫斯科近郊的克桑车站。他们被接到莫斯科郊区的中国干部居住点库钦诺。这里是中国干部来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都曾在这里住过。病员和休养员一方面在这里学习，一方面等待皇宫医院的治疗。蔡博的姑妈蔡畅以及杨之华、欧阳钦、贤诚、马明芳、刘亚楼、*等都在这里。
毛泽民带着蔡博从食堂走向宿舍，寻找她的姑妈。突然，在宿舍走廊通向草地的90度拐弯处，一位穿着苏式布拉吉的中年妇女，使劲推开走廊的玻璃窗门，高声喊叫：“老太爷，老太爷！”三步两步跑到毛泽民跟前，双手挂在毛泽民的脖子上，两只脚蜷缩着离开地面。毛泽民抱着她举了两举，窘迫地笑着说：“蔡大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蔡畅转过身来，仔细端详了蔡博一番，然后一只手搂着，一只手拉着，亲热地领着蔡博坐到了阳台的凳子上，抚摸她的脸，详细询问家中和路上的情况。库钦诺的干部招待所并非蔡博应呆的地方，她应该去设在莫宁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集中了中国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经迪化送往苏联的。
毛泽民是1938年2月21日乘飞机到迪化的，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经锻炼的理财专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总金库主任，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国工农*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
深蓝色的天宇上闪烁着繁星，寂静的财政厅院内，毛泽民独坐在办公桌前。改善新疆财政的念头，拥有了他的全部热情，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心里装着一团火，开始了艰难的理财旅程。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
当时，新疆财政厅名义上有200人的编制，实际只有几十个老弱病残在应付工作。毛泽民到任后，将财政厅编制压缩为100人，厅设二室四科，整顿或设立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阿山、哈密等行政区财政局以及各县税务局。毛泽民在1939年初主持召开了北疆税务会议，还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区、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会议，研究和解决财政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立了财政学校。锡伯族的安世民，就是当年毛泽民亲手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毛泽民有一次去财政学校讲话，通晓维吾尔语的安世民担任了翻译。当时安世民已快毕业，但为了下一期少数民族学员的学习，毛泽民把他留下边学习边翻译，并和第二期学员一同毕业。安世民毕业后怀着颗赤诚的心，被分配到焉耆区做财税工作。他坚持财税制度，敢和偷税漏税的行为作斗争。他被千户长诬告，行政长公署把他逮捕了。安世民无处求援，就带着试试看的心理给毛泽民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民派的视察员就到了焉耆，查清了案情，惩办了偷漏税者和千户长。绿洲小雨把嫩枝与翠叶洗涤一新，毛泽民把安世民调回财政厅工作。毛泽民调任民政厅长后又调他到民政厅担任会计室工作，并在工作上耐心地指导他，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安世民激动地说：“毛泽民对我的恩情太重了，没有他就没有我，更不会有今天。他对我们少数民族干部实在太关心了！”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3）
对于原有财经人员中的不良习气，毛泽民尽量采取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自觉改正。毛泽民初任财政厅长的时候，孤身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外屋是秘书办公室。他多次发现秘书上班后，把帽子、外衣往衣架上一挂，半晌不见人影。他听别人反映说，秘书有鸦片嗜好，经常躺在马车夫的房子里吸鸦片。一天，毛泽民通知车夫套车，要出去开会，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不见马车来。他走进马号，推开车夫的房门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位秘书卧在鸦片灯前，正由车夫给他烧烟枪。秘书一见厅长来了，恐慌万状，急忙站起来，支支吾吾：“我拉了好几天肚子，什么药都治不好，所以才……”毛泽民笑呵呵地叫秘书上马车去医院，秘书再三推诿。他说：“快上车吧，我可以步行去开会。”秘书推脱不掉，只好捂着肚子上了车。车夫啼笑皆非，赶着马车走了。
毛泽民挂在办公室衣架上的皮大衣不翼而飞。有人说，是不是到公济当去看看，看后才知当了十元钱。毛泽民当即拿出十元让人取回。主任秘书张远凤得知后，认为是内部人窃去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从严惩处。毛泽民说：“我想偷窃的人一定是万不得已。查出来后，最低限度开除吧？试问，知情单位谁也不再用他，一家大小又将何以为生？我想，我们不追究，他内心难道不内疚么？”毛泽民与人为善，待人诚恳，把真心摆在大家面前。厅里干部工作上有毛病，他就叫到自己办公室谈一谈，讲道理直到说服为止。即使对一些错误严重的人，虽然严厉，但目的仍是帮助。有一个干部出外收购了几千只羊，是准备出口的，但他满不在乎地宰了几只，又死了不少。为此事毛泽民召集全体开会，对该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也教育了大家。毛泽民经常开展工作评比，奖励好的，带动差的。他还说：“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有意见可以提！”
1938年4月18日，毛泽民给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曾指出：“千头万绪的财政金融工作，尤其首先遭遇着本厅过去铁桶一般的旧恶习，以及毫无章则。对整个内部已费两个余月时间，经过最艰苦的说服与教育工作，至今天未曾开除一个人（督办数次要我开出名单，他用调虎离山的方法调到别的机关）。我认为首先进行团结工作，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是与今后整个工作有利。果然，百分之八十以上已被我争取过来了，牢不可破的恶习，今天大大在改变着。少数坏分子，在广大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