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眼发直，脸色苍白，后怕险些掉进大海的情形。几经尝试，无论推还是搬，车都像一个秤砣一样死死地钉在地上。
我们四个人无奈地站着、或坐在马路边上。不多时，一辆三菱跑车停在我们的面前，里面坐着年轻的夫妇俩。看到我们的遭遇，他们深表同情。
“你们也是去看悬崖的吧？发生这种事情实在太扫兴了！恐怕我们这车没法把你们的车拉出来——日本车的马力和吨位都不够——上我们的车吧，找找周边有没有救援！”
于是我和父亲坐着他们的车四处寻找能帮忙的人。
正巧一辆丰田“巡洋舰”驶过来，我们赶紧招手拦截。
司机是像一位毛利版的相扑运动员。他说帮忙可以，但要收取五十元纽币。
“五十纽币！太夸张了！在我们国家这种助人为乐的事情没有人会脸皮厚到还要收钱！”助人为乐的年轻男士说到。
还是不争辩好，救车要紧。老爸劝慰他。但他要求无论如何“巡洋舰”的司机要确保我们的车辆能安全行驶后再离开。
返回出事地点的路上，这对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们来自美国加州，刚刚结婚，曾经一起在德克萨斯旅游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他们驾驶的车的点火系统失灵，又恰逢傍晚；是一位好心的出租司机拖着他们的车一直开到凌晨，直到找到一个小镇里的维修站才离开。整个过程没收取一分钱。
救援车开到事故地点，母亲和凯凯坐在一块礁石上等候，见到援助便迎上前来。
“找到帮助了！”老爸说。只见那毛利司机从车座上拿出一根专门拖车的绳子，熟练地钩在corolla的保险杠下，回到自己车上，轰了两脚油。小车轻松地回到了路面上。整个救援过程不超到五分钟。
下一站是参观西海岸的Fox Glacier。福克斯冰川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距离海边只有半小时车程的冰川。。 最好的txt下载网
驾旅馆车旅游（3）
开车前往FoxGlacier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感觉回到了旧石器时代。沿途有时开上四五个小时的车，看到道路两侧全是森林，没有农场、没有小镇、没有来往的车辆，没有任何有人生存的迹象。
傍晚，我们终于到了Fox小镇。小镇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大，一间酒吧，一排Motel，一个小超市，一座木制教堂，几家零散的住户，一间旅游咨询中心，一个停车场。其他就没了。旅馆的接待室更像是一个因纽特人的小木屋，墙体是裸露的木条，屋子内烧着壁炉。来到酒吧享用晚餐，我们终于在里面见到了十个以上的活人。那天晚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尝试了烧烤一斤多重的牛肉块和喝大木桶里倒出的啤酒。经过我们四个人不懈的努力，大块牛肉也只被消灭了一半。吃过晚餐，我和凯凯在酒吧里正在打台球，突然屋子里一片漆黑，所有电灯全部熄灭。据酒吧主人说是保险丝烧了。还好酒吧和旅馆相邻，于是我们在月光下半摸索着回到旅馆。打开房间里的开关，屋内依然一片漆黑。到前台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为小区
供电的唯一一组线路中断。我们在半黑的房间里洗漱和整理被褥。11点半，刚准备入睡，25瓦钨丝电灯全部亮起，整个小区灯火通明得刺眼！
第二天，我们乘着经过改装的小巴，在导游的带领下向Fox山进发。
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牌子和照片，警示着冰川面积正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缩减。沿途，我们看见的路边的山坡上全部是裸露的碎石。但一百年前，冰川曾一度到达山底的小镇，1964年缩减至半山腰，现在只剩下山顶上的一小部分，并且正在以每年十五米的速度融化，三十年内便可能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几万里外产生的温室气体影响了如此原始的一个小镇。
登山的路是盘山道，一侧依山，另一侧是峡谷，而峡谷是由碎石形成的山坡。随着登山的海拔逐渐升高，可以渐渐看到一丝丝小溪在山坡中蔓延，在山坡深处逐渐形成一个水渠。终于，一个转弯过后，巨大的、银白色的、像肉虫般的冰川占据了全部视线，口中还不断留着口水。
车停放在冰川一侧。大家套上冰上行走专用的钉鞋登上了这座庞然大物。向下俯瞰，是蜿蜒的天然水渠，向上仰望，是一望无际的冰山，在参差的乌云里和蓝天交接。
冰川上会自然地形成几米深的“裂缝”，窄至手指粗，宽至几米。我们还有幸在冰川的裂缝中行走，裂缝的墙壁上刻画了冰川一年年的变迁。
继续南下。我们来到位于新西兰最南部的一个小镇Invercargill。这个小镇是旅游景点，十九世纪初的邮局、餐厅、拉金子用的火车全部得到保留或再现，一座座别墅是当年是来此地淘金的金矿老板的居住地（当时的矿工们只能长期住在由兽皮和木头搭制的简易帐篷里）。
不知为什么，美国现在能找到很多当年铁路工人的后代，但Invercargill的小镇里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亚洲人的身影（旅游景点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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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读高中
2002年底，学校放假，我和母亲回国过新年，从南半球火热的夏天中解脱，敞开双臂拥抱北京寒冷的冬天。
在国外穿了两年短裤的我，早已忘记穿长裤的感觉。老外不穿的裤子就是没用的裤子，这个概念在我当时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但我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我没有老外与生俱来的天然“毛裤”；二、这里是北京，冬天最低温度是奥克兰最低温度的相反数。几周的逞能使我的身体产生了不适，严重的不适。1月20日下午我突然开始头疼，而且一疼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向小心谨慎的父母决定带我到儿童医院查个究竟。来到急诊室，大夫让我先做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心律不齐；大夫说再做个彩超，结果还是有问题，建议住院观察。医生的话不好不听，两个检查之后，我被送进了儿童医院住院部的危急病房，三根带着传感器的电线把我和检测屏连接起来。自己独自躺在半黑的病房里，尽量安慰自己：可能就是一次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十天学校就开学了！带着依然快乐的思绪，我渐渐进入梦乡。
第二天，父母早早地来到医院，找到大夫询问我的病情。来到我的病床前，母亲轻轻地告诉我，诊断结果是疑似心肌炎，大夫说需要住院治疗。
“可我马上就开学了！”我顿时感觉嘴里像吃了一勺浓缩咖啡沫。
“大夫说住院治疗效果最好。对了！如果一周后的检查结果显示有好转的话，到时你就能出院了！”母亲努力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当天下午，我被转移到了常规病房，房间里共八人，隔着一面玻璃是大小相同的女生病房。当天晚上和室友们聊天时了解到，他们的病情都不致命，多的住院四十天，少的十几天便可出院。那天睡得很好，由于认识了很多新病友，心情还颇有些激动。
以后的几天都是有规律的生活，早晨准时起床、吃饭，之后打点滴，吃午饭，亲属来访，吃晚饭，看电视，吃点心，睡觉。但每天睡觉前，我总会计算着距离开学的日子。那周的周六，眼看一周就要住满了，父母依然没有提起出院的事，我便主动询问情况。“大夫说可能还需要再住几天吧。”我母亲依然尽可能用轻快的语气回答。
再住几天就住几天吧。每天轻轻松松有什么不好？第十天，也就是我开学那天，主任医师和父母一同来到我的床前：我的“轻松”期需要再次延长，大概还要三周。医师的话音刚落，我眼睛里就感觉到一阵热，一周内住院的所有意义顿时化为空想。三周对于我已经只是一个数字了，它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能在三周后出院，我也不会每天在日历上画叉，直到这个日子的到来。因为我想，我没有能力再次面对一次希望的破灭。
未来的几天内我努力让自己平静，接受这个现实。但无论如何，我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一天天无止境的“轻松”生活让我的身体和精神逐渐变得脆弱。没有盼头的日子是最可怕的。看谁每天能最快打完点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为了加快自己打点滴的速度，我不惜让护士取下一直扎在手里的“连接针头”，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手背上坚硬的一针。几个星期后，护士说我必须佩戴连接针头，因为我双手的手背上已经没有一段完整的静脉血管了。“那就扎脑袋。”我说。在床上的等待比扎破血管要疼痛难忍得多。最开始的几天，看着父母每天下午离去的背影总会有些伤感，后面的日子对于这些我也已经麻木：总会有第二天。思绪、情感、语言都被不留情的药物分解成了一个个没有意义的汉字和单词。每天晚上的两片饼干和一听酸奶就是一天最大的甜头。
最痛苦的时候莫过于病房里的人出院，而那人却不是我的时候。病房八个人，我是最后出院的，甚至有两个比我晚来的都赶在我前面出院了。每当有人出院，我便会陷入一个自我安慰和绝望的无限循环中：出院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但视线以外的任何一个日子都和世界大末日一样遥远。好像只有病房三尺窗户外面的那棵孤零零的松树在一直伴随着我。
三月的一天上午，北京下着绵绵春雨，我被父母接出医院。出院时，父亲对我说：“只要你身体好，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窗外的西山。这一个多月来自己强迫症般不断梦想的场景最终实现了。可那幻想里的激动的感觉却一无所有。静下心想一想，现在和医院里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每天依然躺在床上，早中晚三顿饭。出院后我不断总结这次住院的“收获”：我学会珍惜时间了？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了？体验生活了？
如果当初看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也许我会从这次经历中收获些东西，但事实上除了十公斤板油，我什么收获都没有，因为整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