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在多少人的私人照相本里，还郑重其事地保留着它的身影。它是我们少年时代幻想世界的维他命，当它具体为一家西餐馆后，那飘荡的幻想世界就被一张昂贵的菜单一举击溃了。这个餐馆甚至有一个伤害人的名字，叫The Dom。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那些法国城里的美好街景都沾染了台湾人的痕迹，为什么他们这么爱它们，直爱到要拥有它们，改造它们，方才安心。
从东正教堂离开，去看普希金像的街角。那里有个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这里的空地上放风筝。也像我小时候一样，总也不成功。
站在普希金纪念碑的石头台阶上，透过冬天变得稀疏的树木，能隐约看到那栋白色的房子。那里曾是白先勇小时候养病住过的房子，那时他还小，又生着肺病，但却在这栋房子里度过日后使他能写出上海繁华故事的两年。他来上海时，我们约好到他“家”见面，就是那栋白房子。他站在二楼大厅门口，回忆起当时怎么偷看他的哥哥姐姐借这里开舞会，怎么羡慕姐姐的女同学，那么漂亮，那么会唱歌。他背对着已经变成餐厅的大厅站着，一脸恍惚的笑容。那些哥哥姐姐办的舞会，就是日后小说《谪仙记》的铺垫。他摸着三楼卧室的门把手，那只把手还是他小时候用过的。他紧紧握着那只把手，好像握着自己的过去，然后，推开门，里面现在是一间空气中还残留着食物气味的包房，豪华，乏味，封闭，如同迎头一击。但这没影响他走到另一扇门前，推开那扇门，里面是他当年用的浴间，浴缸还在，甚至还算干净，跨进去，就能用似的。
我看着头发已经稀疏的白先勇，一间间推开他童年时代的房门，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物非，人非。这个人，就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成了慈悲的小说家。
后来，这栋白房子又被一个台湾人租去了，改建成一个日本式高级烤肉馆。听说在装修时，在大厅的墙壁涂层里发现了一幅画在墙上的油画。那次，我和《中国时报》的记者一起去，为白先勇看看“他家”修好以后的样子。房子修得时髦、高级而乏味、单调，即使墙上留下了那幅模仿名作的出土油画，也无济于事。在那个感情死灭的餐馆里走来走去，我回想着白先勇在天光黯淡的大理石楼梯间里拾阶而上的身影。他脸上浮现着恍惚的笑容，他的手掌微微翘起，一路轻触着还没被清洗得一尘不染的淡黄色的大理石扶手，就像不敢惊动过去的回忆，生怕碰坏了它。这时，我才意识到从前那种沧桑之美的可贵与真实。人们常常无法想象修复带来的那种冰冷的完整和修复时留下的灼热的物欲。现在，我也像白先勇那样将手掌翘起，轻触大理石的扶手，它那么漂亮，而我的手，却不愿意握住它。我在想，如果白先勇有一天再回到这里，他会怎样。
被修复过的东西，它已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是属于另一个东西。
这样的故事，总是在这十年里发生了又发生，此起彼伏，这就是动荡时代的生活。
而宝庆路当年那个法国城里最大的私人花园，终于在2006年底被迫易主。衡山路上的小咖啡馆，它曾经是1976年后这个街区的第一家私人咖啡馆，如今已经关门了。常熟路上的丽丽鲜花店，它曾经是1976年后第一家恢复营业的私人鲜花店，如今已经消失在地铁工地上。我到了锦江饭店，底楼的餐馆也是以老上海菜为号召的，一度，它的外墙上画着我书上用过的戴西的照片。
是的，十年已过去了。沿着当年的路线，在旧法国城里再走一遍，感觉怎样呢？我这样问自己。这次没有陪台湾人，台湾人的痕迹已经在这个街区到处都是了。他们将自己对旧上海传奇的向往化为炙热的商业野心。但无论如何，这里的确是个美丽的街区，像最新鲜的橘子那样充盈着沧桑感情的汁水。我依旧能感受到它的风花雪月，这个词，就是在一次散步中浮上心头，并在心头盘旋不去，才终于成了一本书的名字。这风花雪月，因为遍布沧桑与蹉跎，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点缀生活的情调，所以才要称它为上海的风花雪月，它沉浮于大时代的疾风骤雨里，竭力护卫着自己的风格。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懂这个街区和这个街区的人，看不懂那些人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要享受自己内心的惆怅。
我试图回答十年前那个天真的台湾人的问题，如今想起来，他真是个可爱的人，他感受到了在旧法国城里飘荡的惆怅。他也是个幸运的台湾人，在它被复兴的物质主义摧毁前享受到了它，却不必为它的消亡而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