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欧美日本的服饰名品店在华亭路周遭开业时，华亭路的服饰市场日益萎缩，如今一半华亭路已经拆除了服装市场。那些失修但仍旧美丽的小楼和花园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也许等所有的老屋都翻新之后，华亭路又会呈现出类似1949年之前的情形，住在华亭路上三十七年、在1949年之前也经常来往于华亭路的施姓老人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麦阳路（华亭路1949年之前的路名）从前多么漂亮多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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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佑路旧货街（1）
上海老城厢的福佑路，不知为了什么，慢慢发展成了一条旧货街，窄而旧的马路上，有着燃烧什么的气味，让人想起炊烟和大铁锅的气味。听一个到这里来淘中国旧货的欧洲人说，这种气味，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特殊气味。
星期天的一大早，天麻麻亮的时候，旧货街就开始做买卖了。卖货的人站在上街沿上，两腿之间夹着一个旧包，一只手拿着手电，一只手托着玩意儿，在灰灰的天色里，叽叽喳喳地讲着价钱，鬼鬼祟祟的。这个旧货市场，开始时不被政府允许，地方警察曾经去没收过东西，可人们还是在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有的为了钱，有的为了自己心爱的东西，有的为了发现一个真正的古董而发财，有的为了好玩，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
遇到初冬大雾的清晨，一路上看过去，人们托着朱红色的江南老式细藤篮子无声低语的情形，影影绰绰，为那些老东西平添许多神秘和风险。街区破败而拥挤，小小的木头楼梯在暗中像直线一样升上去，像是话剧戏台上的一道布景，不是人可以真正靠它生活的。而在它们的前面，两个男人，想来应该是买主和卖主，把头亲密地紧紧挨在一起，各自向一边侧去的脸上，有紧张与戒备的表情，他们在听一只一百多年以前的老式瑞士怀表，是那时候到上海来淘金的外国人遗落在这里的，过了翻云覆雨的许多年代，那表竟然还响亮地、古典地、夸哒夸哒地向前走。
再走进去，发现有人在把玩从前老太太用的牙剔子，以及发黄的象牙挖耳朵勺，它们小而精巧地被串在一起，尖尖的头上，微微地黄着。让人猜想，大约从前的人，用完了没好好地洗干净。
另外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磅蟋蟀用的小秤，装蟋蟀的，是个象牙做的小笼子，极细的一根象牙，温文地一弯，那是小笼子的顶门杠。小笼子有好多小洞，拿到手里仔细看，才发现上面雕的竟是无数个万福。可见从前的人斗小虫子，也有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象牙的小玩意和老而弥坚的瑞士表，放在木房子老楼梯的后面，让人觉得这里面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对比，使所有来这里的人会有一种异样的心情，好像自己走进了什么秘密，那是走进一个灯光通明的古董店所没有的。
那时候，做生意的人们并不招呼你，只是拿眼睛审度地看着你，他们的眼睛里有着鸟一样警觉而尖利的神情，他们是在看你值不值得他们把东西拿出来。就因为这样，本来不想买什么的人，也会觉得要是不挤上去买点什么，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在街上和人还价钱，为了一块小小的青而温润的玉，玉雕成一个小葫芦。葫芦上面弯弯曲曲地盘着一条蛇，青蛇小小的口里还吐出一条信子来。因为这是一个地下的市场，没有规则可以依靠，所以大着胆子说话，还假装在行。价钱从四百还到两百，两百还到一百，我忍不住捏了那块玉，问：“你这到底是什么？”价钱像大水一样，说涨就涨，把阴沟通了，说落就落掉了，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放了玉走，回过头去再看，那个卖主的裤带上，一二三四五，吊钥匙似的吊着不同的玉，拨浪鼓似的在他的腰间晃来晃去。
他对我摇了摇手指，我也看不明白是威胁，愤怒，还是赞叹。
有一个男孩子来碰我的肩膀，说：“小姐，要好货跟我走。”他说着一边向四下里看，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这样的。 。。
福佑路旧货街（2）
先骗了他，说有大队的朋友在市场里等着，然后跟着他，走进一条特别小的弄堂，又拐进一扇黑乎乎的木楼的后门，扑鼻而来的，是陈宿的气味，然后，踩在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稀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入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邻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塌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