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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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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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从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梁实秋个人的制约,才使得他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1)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浪漫主义,却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 原名钱思嵘,1902年改名为钱穆。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 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常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
  辫。 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着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的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来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2)
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干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六十余人,开始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 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当时的香港政府,认定新亚书院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赴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3)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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