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剩下刘桂英、何珊和A三个人了。护士长的痛经毛病又犯了，刘桂英和A轮流扶着她走，可她还是坚持不住。护士长不愿连累刘桂英和A，她就开始坐在山坡上滑行，可山坡上不光是软绵绵的枯叶，还有荆棘、树杈、石头，没有半天，护士长的臀部就血糊糊的。刘桂英心疼地看着，白花花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山中又下起雨来。何珊却开始腹泻发烧，刘桂英和A守着气息奄奄的护士长，她把护士长搂在怀里，用手梳理护士长的头发，轻轻地抚摸她的全身……在这魔窟里，这是她对护士长能够表达的唯一的爱与尊敬了。护士长躺在她怀里有气无力地说：“……要是死在战场上该多好啊！你们对我如此情深义重，我只有来世报答了。”护士长望着黑沉沉的天望着黑沉沉的雨说：“是日本鬼子害了我们，是战争毁灭了我们，我还没有听说过野人山这么惨的事，你们要是走出去了，别忘了把这么多人惨死的情况告诉世人……”
尘封50年的惨烈故事（4）
绝处逢生噩梦乍醒
刘桂英看着朝夕相处的姊妹相继离她而去，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日里夜里，满脑子里总是浮现着她们的身影：端庄美丽的何珊，活泼可爱的王苹，慢条斯理的月霞，文静温柔的笑风……她真想一死了之，生不能在一起，死了作个伴吧！刘桂英一把扳过A的肩膀说：“你走吧，别管我了……”A凹陷进去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桂英，你不要说了，我不会丢下你的，没有你，我一个人也走不出这死人国的。”
刘桂英和A相依为命，咬牙前行。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在野人山原始森林里已经熬过了整整一个夏季。
有一天下半夜，刘桂英走出棚子正准备小解，猛然发现右前方不远处有一双绿莹莹的眼睛正盯着她。她一下子呆了，浑身哆嗦，心想这下该完了，她完全麻木绝望了，死就死吧，尿憋得慌，她干脆蹲下来。谁知就在她蹲下的瞬间，野兽咆哮向她逼近……在距10米远的地方，刘桂英看清楚是一只大黑熊，她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奇怪的是，那黑熊竟然站在原地不动了。这时A也被熊的叫声惊醒，大声地叫她的名字。刘桂英不敢回答。此时，牺牲自己保全A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心。她咬着牙，抿着嘴，向熊走去……奇迹发生了，就在她向熊逼近时，熊却摆摆头，调过身子目中无人地走了。他们在下山的路上大约走了*天，A忽然惊叫起来：“桂英，挂英，你看那是什么？”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深山老林里竟神话般地冒出袅袅炊烟，搭满了五颜六色的帐篷。他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欣喜若狂地奔下山去。原来，当杜聿明在野人山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军将军史迪威已走捷径走出群山，并飞往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在印度朗姆茄整训一批中国军队，再次反攻缅甸的计划。于是才有了飞机寻找消失在野人山的远征军，才有了帐篷供给站。这是7月底的事，可刘桂英到站时已是9月中旬了，比大部队整整晚了两个月！
当刘桂英回到新22师野战医院时，整个医院都轰动起来，在医院住院时，整个医院都轰动起来，在医院周院长的帮助下，刘桂英和A举行了婚礼。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真正的患难夫妻，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情谊。”泪水早已从刘桂英的眼中涌了出来……
中国远征军爬出野人山后，死亡数字触目惊心，总数竟达30000余人！《花名册》上有的整连整营的都画上了黑框。新22师竟有4000多人丧命野人山，是缅甸转战两个月战死人数的两倍！军部更惨，只剩下1205人，杜聿明差点成了光杆司令。而在刘桂英未到达前，《花名册》上“性别”一栏竟没有一个“女”字，她的名单已被列入《死亡花名册》。
1943年农历七月初七，刘桂英在印度朗姆茄生了她第一个孩子，为了纪念，取名“竺兰”（印度古称“天竺国”）。孩子的出生，伴随着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反攻缅甸的到来。1943年10月，远征军回师野人山，踏着一年前远征军将士留下的累累白骨，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进行反击。1945年1月27日，取得了胜利。让刘桂英终生遗憾的是，反攻野人山的战斗因为她有了小孩未能参加。反攻胜利后，刘桂英抱着女儿，终于回到阔别三年的祖国。
抹不去的遗憾
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有关刘桂英走出野人山，回到祖国后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在此就不再详细述说。她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像一只小船，在生活的大河中几经波折和搁浅，世态炎凉，情义无常。1947年，生死与共的A竟然离她这个“抗战夫人”而去，抱着“胜利夫人”过起了日子，这无疑如晴天霹雳。她只好辗转上海、东北，来到A的老家安徽怀宁，却又受到婆母的折磨，她被逼离家，独自生活，后被聘为一所小学的教师，靠教书度日。再后来因为有过在国民党远征军当兵的经历，从1958年开始，一个风暴又一个风暴向她袭来，当年抗日救国、辗转征战，受尽磨难的她不仅无功，反而变成了“历史复杂”的“黑五类”、“国民党特务”，被批斗*抄家。令她万分惋惜的是，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在朗姆茄给她画的像和她珍藏了20多年的照片全部被烧毁。儿子谢宏宝因受刺激患神经病，至今仍生活在安徽怀宁县一个名叫毛安的偏僻山村，生活十分困难。
1988年，在合肥工作的二女儿申霞，偶然的机会在《报刊文摘》上看到曾赴缅抗日的远征军第1军军长孙立人在京受表彰的消息，她马上告诉了母亲。于是刘挂英将自己爬出野人山的经历写信寄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叶浅予先生。在叶浅予先生的帮助下，她的事迹才公布于世。直到1990年，蒙辱受难50多年的刘桂英经多方申诉才被*，恢复了她的教师身份，并按退休教师领取退休金。而这一年，刘佳英已经70岁了。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刘桂英老人闻讯后欣喜万分，她将自己写的《走出野人山的女兵》一书寄赠给大会组委会，并从拮据的退休工资中，捐赠了50元钱。让老人家伤心的是，迄今为止竟然没有一家新闻单位或政府部门来访问她，各地都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也不见有人邀请，这不能不让笔者感到纳闷。
采访结束时，刘桂英老人含泪告诉笔者，她自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离家后，一直未能回故园看看，做梦都在想念故乡的亲人和朋友。她并想通过我的文章给还健在的野人山难友捎上一句话：“我呼唤你们，想跟你们握握手，问问好啊！”并再三叮咛我在文章的结尾不要忘了写上一句：
“遗骨野人山，没有英雄谱、没有墓志铭的遇难战友，归来吧，英魂！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你们！”
追不上您的背影（1）
浪一/文
我的泪飞扬在手上，那里有满满一握的速度，而那静寂的夜却像一出落幕得迅雷不及掩耳的悲剧，把我和狂奔的车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地抛在了妈妈消逝的背影之后……
四年前，我是武汉一个专门替父亲“挑土”开夜车的“的哥”。我们共开一辆红色富康，他开白天，我开夜晚。
曾经，我是多么知足而惬意地逡巡在这都市的夜里啊！没有大学，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母亲，那生活中曾有的唯一约束——我的醉鬼父亲身上小丘般凸起的肌肉如今也松弛了。我不会弹钢琴，不会说英语，更不会什么电脑，可这一切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开车，每月能挣2000多块钱养活自己！除了不会文雅地生活，卡车、轿车、自行车我全会修。悲伤时，我把车开出城外，在狂飙的速度中打开音乐尽情地吼叫发泄；欢喜时，专门找漂亮女孩搭车、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与她们聊天，到了替她们打开车门还分文不收……日子就这样在车轮卷起的尘烟中一天天流走……
可有很多怅然若失的时候，我莫名地想到“妈妈”。有个妈妈该多好啊！她会用她的慈严让我身上少一些匪气、流气和俗气，或许我会被逼着念完高中，甚至上大学做一个体面的文化人，再谈一场诗香墨浓的恋爱……可从我记事起，我的醉鬼父亲便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妈死了！
那个夏天，武汉奇热，许多人直到傍晚才肯出门，所以开夜车的生意特好。我在把一个客人从汉口火车站送达武昌的一条深巷后，决定在这个连路灯也没有的僻静小巷抽支烟歇一会儿。我闭了大灯，打开录音机开始吞云吐雾。突然我发现，有一对母女互相搀扶着经过我的车向前走去。那女孩一手高举着一个打吊针用的输液瓶，一手用力搀着病中的母亲，口里不时柔柔地安慰着呻吟的母亲。女孩着一袭白色的裙子如天使般消失在黑暗里的时候，我那干涸粗糙了近22年的心突地湿润了。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啊！我迅速打开大灯，为她们照亮前程。就在她们快走出巷口的时候，我一踩油门追上她们。我拉开车门对那女孩说：“去医院吗？我送你们，不要钱！”那女孩望着赤着上身的我满脸惊疑，我慌忙套上背心结结巴巴地说：“相，相信我，我，我没有妈妈！”
那个晚上，我一直陪着她们。直到凌晨三点钟，我才把她们送回到那条小巷深处的家。那个叫小蓉的女孩下车时，一定要付给我钱，我几乎是求着她说：“小姐，你让我尝一回给妈当儿子的滋味，好不好？”透过灯光，小蓉的脸美丽而苍白。我把烟盒一把扯开，写上我的呼机号，对她说：“你妈有事，随时呼我！”
从此，我常常会莫名地把车从汉口开到武昌来，甚至拐进那条小巷，只为看看小蓉家的灯是否还亮着，而我的呼机却从未被小蓉call响过。我的心怅然而若有所失。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小蓉终于call响了我的呼机。我救火般飞车赶到，小蓉的妈妈已经昏迷在床上。我和小蓉把她抬上车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