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工厂，就是那个承载了北莱镇所有大大小小八卦的零件加工厂，只有一个老板，就是那个趁战乱敛财后长驻下来的日本人。我曾经以为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我很少再想起它，但命运的手再一次措不及防地擦去了我心上的尘埃。我曾经终日流连的那片河岸，埋葬了一本我不记得名字的传记。我的母亲，那个在河岸上温柔唤我回家的女人，嘴唇上散发着淡淡的苹果香味。江采薇，那个温暖时光也冰冷了时光的少女，都渐渐浮出了记忆的水面。
毓敏秀后来说了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打算向她辞去主角的角色，但看到她顶着炎炎烈日在阳光下指挥布置着各种事宜，头上湿乎乎地粘在她的额头上，她都没工夫别开，我的话就一次又一次哽在喉咙里了。明叔说我们是赶鸭子上架，骑驴找马，走一步算一步了。我不忍心让她最后连骡子都没有。
演出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毓敏秀带着一群残兵浩浩汤汤地出发了。我觉得我们真是名符其实的游牧民族，穿乡走镇，跨岭越野，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辗转。我们最固定的家就是那辆大卡车，它带着我们走过台湾的很多地方。没有人觉得辛苦，因为我们就是来自这个阶级的人；很少人有家，因为做戏的人收入低微居无定所，也不会有人愿意嫁给他们。戏班的婚姻只能在戏班内部匹配，似乎成了一种必然。这是一个怪圈，一个轮回，像一种会遗传的病，直到有一天病入膏肓死亡覆灭才算彻底得到解救。
毓敏秀坐在卡车中间的一个大箱子——那是大家照顾她专门腾出来的地方——双脚以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放在两边。周围的人神态奄然，这样的演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毓敏秀很兴奋。我坐在她的正对面，可以真切地看到她溢于言表的喜悦。
“我给你们唱首歌吧。”她说。哀婉的乐曲缓缓地从她的嗓间流出，那首歌我似乎听过，在很久以前，某一天我和丁建业走去电影院的路上，从一家音像店的扩音器里流出来，是当时台湾街知巷闻的帽子歌后凤飞飞唱的，一首思念恋人的歌。但她低沉的嗓音诉来却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坐在小小的渡口前，向一个陌不相识的路人打探多年前远游的爱人。岁月的钝刀缓缓地割过，苍老的皮肤上流出血泪却割不出疼痛。
一曲终了，只有明叔一人鼓了掌。相较蔡琴的醇厚馥郁，她的嗓子其实不太适合凤飞飞的歌，但其他人鼓噪着让她再唱一首。她看着车外匆匆向后退去的风景，笑着摇摇头，再也不肯开口了。
车子渐渐驰入了沿海的路段。盛夏的夕阳血红地沉沦在凝如镜面的海缘，霞光染映天涯海角，像一股火红染剂落入海天交会的那片，越接近中央颜色越浓艳，至出海口边颜色只晕染为橙红橙红的。随着车子渐渐驰入那片树林，依稀可以看见几只潜伏的白鹭鸶，像含苞待放的一朵朵白花。河岸对面的那片平原上，有几个拿着水壶的小孩在垃圾堆里抠啊挖啊，一如当年。不管多少年过去，这里总是不断的生长着，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方式，继承同一种命运。过了这一段河湾，北莱镇就到了。
西装革履的日本男人早已等候多时，但他俨然已看不出日本人的痕迹。工厂门口摆放了一个大大的海神妈祖像，像前一个大大的香炉里面正烧着高香。海边的人家信奉妈祖，寓意是大海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他已经被这个地方同化了。剪裁仪式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是我们的专场。那真是我在北莱镇从未见过的盛举，星光微露的时候，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涌过来了。
演出就像我料想的那样，没有成功。我想我最终连骡子都不是。我眼里涌满了泪水，步伐紊乱。因为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我看见那个男人搀着一个女人，坐在主人家的位子上。那女人全身包得严严实实，只留了一对眼睛在外面，在这炎热的仲夏之夜异常夺目，我一眼就看出了她是我的母亲。他对她呵护倍加，因为她为他孕育了一个孩子。
也许她已经忘了她还有一个孩子，我想，一个崭新的生命终会取代一个陈旧的过往，人的记性很有限，也许一年，也许四年，历史就会被遗忘。人们记住的只是现在，是她旁边这个年近花甲的男人，而不是房外那双陌生的男鞋。我的涂满油彩的脸也早已现不出昨日的轮廓，热闹的音乐喧嚣着别人的欢乐，简陋的舞台演绎着别人的故事。
这是恩赐，也是救赎。这里是起点，也是终点。舞台下那个巧笑嫣然逗弄天伦之乐的女人，她是别人的母亲。她曾有一个孩子，但早在很久以前就死在离开的路上。如今的我，只有一个牵挂，她叫毓敏秀。那是我的心栖息的地方。
我望向毓敏秀，她正坐在台下边缘的地方，仰着头观看着台上的演出。她的头发有些凌乱，脸上带着微笑。她显得那么平凡，又那么与众不同。我的步伐就坚定了。
☆、第 33 章
北莱镇的演出对民乐社的现状到底没有很大改善，徐红消极地撤去歌舞团的演出，她以养胎为由，不再参加任何演出，对毓敏秀日益加深的敌意伴随着为丁建军叫屈的声音日益高涨。众人均说丁永昌私心偏袒，瞧不起丁建军这个养子。丁建军做牛做马为戏班劳心劳力这么多年，竟不及一个初来乍到的女流之辈。且不管这话虚实，一说出来却是凉了一半人心。当时丁永昌已在弥留之际，为了不让人察觉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他大部分时间都以瘸腿的理由躺在床上，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这扰乱人心的流言终于变成了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他出现过一次短暂的假死现象，尽管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王玉桂还是哭湿了他的半片衣襟。
当他醒过来之时，房里站满了人，几乎整个戏班的人都来了，还有镇上几个与他刚刚建立起微薄友情的人，房里一片阴暗。角落里一盆兀自烧得很旺的炭火也没能驱赶沉痛的阴霾。很多人叫他保重身体，抱怨自己的粗心，他从医院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来看过他几次，以致他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病入膏肓他们都没有察觉。丁建军感谢他的收养之恩，有人感谢他的授业之情。他们回顾昔日他对他们的好，带着他们走南闯北四处谋生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有人甚至还回顾了建国初年统治者叫嚣着反攻大陆的人心惶惶。他们就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类人，他们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他们坚信他这次也一定能战胜病魔。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循着礼节一次一次以沉痛的表情询问他的病情，叫他照顾好身体。
丁永昌在枕上一一点头表示他全都听到了。他的脸色很不好，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窝又大又深，眼睛暗而无神。王玉桂将身上的棉被拉至他的胸口，那里瘦骨嶙峋，肤色很差，透着一股汗涔涔的粘腻。他看上去虚弱而疲惫，但清醒。他半闭的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着毓敏秀的身影。
“阿秀。”他伸出他骨节嶙峋的手。鼻子因为呼吸不畅而发出重重的喘息声，听上去就像他刚刚暂停下手中死亡这件他力所不逮的繁重的苦役。
毓敏秀急忙穿过拥挤的人群迎上去，握住它。她的眼睛里噙满了眼泪，她什么也没说，丁永昌却连连说着好孩子。他感谢所有来看望他的人，有劳他们挂心，说他一定会好好保重身体，然后委婉地下了逐客令。他们走了。
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一阵阵寒风钻到屋檐底下。我和王玉桂站在走廊外等着，身上阴寒凄凉。我抱紧了双臂，轻轻地哈着气，低着看着脚尖被雨水泅湿的一块水渍，因为沾着粘土，看上去十分肮脏。从我们在医院得知噩耗的时候，到后来我和毓敏秀时时去看望他，安慰的话我已经对王玉桂说过无数次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千篇一律的话语。叫她保重，希冀奇迹出现。其实都只是一些苍白的废话，但人们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却惯于将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圣身上，以此寄托他们哀恸的感情。
“阿姨，你怎么样？”我说。她看上去也形容枯槁了。
“事到如今，我早就有准备了。一切都挺，挺好的。”她喉咙突然一哽，我别开了眼睛。
“今年的冬天好像来得比较早。”我说。天灰蒙蒙的，就像冬雨的午后。
“嗯。”她应我。
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丝夹风时不时扑到脸上。我们站了很久，没再说话。其间，她走到隔壁的宫庙去上香。她喃喃自语地说着求神庇佑的话，打开一把破旧的伞走进雨中，暗黑色的天幕盖在她的头顶，就像瓢泼大雨的那晚她为丁永昌独自守候在庙门口一样。她回来后不久，身后的门拉开了，毓敏秀走出来。她的脸上有哭过的痕迹，眼睛红红的，她灰色的长衫袖子有一片黑色的湿迹。
“阿母，阿爸叫你。”她对王玉桂说。王玉桂默默走了进去。
我没有打听丁永昌和她说了什么，与她并肩走回了我们的住所。丁永昌出事的那段时间，徐红用戏班一半的经费买了那套音响设备，曾要求班里的女旦盛装演出，有些女旦因此离开了戏班。空下来的床铺没有重新分配，毓敏秀就住了进来。一路上她的表情都很凝重。路过大院的时候，她盯着墙角里一棵孤零零被风雨摧垮的秋海棠看了许久。雨水沿着伞沿落在她的肩膀上。
晚饭之前丁永昌聚集了戏班所有人。他腿上的石膏不见了，穿着一套浆洗得发白的棕色正装被王玉桂搀扶着坐到主位上。他的腿上盖着一张陈旧的羊毛毯。眼睛半闭着，多了些神采。
“今天召集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我决定正式收毓敏秀为徒。”他宣布。
毓敏秀从人群中走出来，她穿了一件黄白斜条纹的羊毛衫和一件蓝色外套——我猜那是她能找到的最隆重的衣服了。她的头发整整齐齐的扎起来，盘成一个髻。出门前，她还洗了一个冷水澡，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