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
我多么傻！
我紧紧地裹着棉被，温度似乎瞬间降低了一个冰点，周围的空气凝结成一粒粒冰渣穿过心肺刺骨的痛。我看着她的嘴唇一张一合，终究没有开口拒绝。大概经历过一次失去，和我或多或少从丁建业口中得到一些毓敏秀的消息，知道她过得很好，知道他很疼爱她，知道她已经在悄悄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心中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生活总要回归正统，一个人一辈子总要结一次婚，哪怕不能成为灵魂的伴侣，至少这样的婚姻也是无害的，不爱不恨无欲无求，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窗外的风呜呜的呼啸着，像是谁沉痛的哭泣，破旧的木门随着风声碰的一声狠狠合上，惊起一阵细碎的尘埃。
那一年，我十九岁。在一九八一年的台北，正是适婚的年龄。
＇3＇为了与你长相厮守，我嫁给一个不爱的人又何妨
☆、第 26 章
我和丁建业糊里糊涂地交往了大半年，说不上如何感动或如何羞耻，大概就像这座城市里所有恋爱中的情侣一样，吃饭逛街看电影，没什么新奇。当时台湾的电影行业刚刚兴起，满大街都是浓妆艳抹的女人的海报，最时髦的事就是捧着一桶爆米花在戏院里看戏。他总是笑着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缘分真是好奇妙。我常常不置可否，一笑了之。
丁永昌很反感电影这种新兴玩意，与传统的歌仔戏有利益上的冲突，而且是下流低俗的表现手法，我们瞒着他只看过一两回。在那乌漆墨黑的电影院里，听一群女人或兴奋或惊惧或放浪的笑声，我的兴致本来不高，再被林佳喜一破坏，就越发的兴致泱泱了。那时候她十六七岁，扎着高高的马尾，总仰着一张无辜天真的脸跟着丁建业身后，建业哥哥建业哥哥的叫着。丁建业有时候很反感，却从来没有义正言辞的拒绝过她。我想男人大概都是一样，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个送上门的女人。
丁建业二十三岁了，变得沉稳成熟，会讨女孩子欢心了。他会给我写情书——如果那算情书的话，也算别出心裁的情书——有时候是生活中的一点小笑话，有时候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每次交给我之后既不追问下文，也没要我回信，好像寄给了一个遥远的知心朋友，漫无边际的谈天说地分享生活的经历。那些信有些我看过，有些我没来得及看就被塞进箱子里。
他很健谈，说的多是一些幽默风趣的趣事，有时候谈论时事，大多都是小心翼翼。说话之前总喜欢先舔一下嘴唇，润湿之后更显得丰厚。每次听他说话，我都会下意识的想起曾听人说过，厚嘴唇的男人好情欲重感情，却不知是否真实。
丁建业偶尔会告诉我丁建国和毓敏秀的近况，我也只当故事听听，像报纸上某个角落里的人物列传或者某个有过一面之缘的远房亲戚，听来也无关痛痒。那次大病好像偿还了我所有的罪孽，终于得到了原谅和救赎。那些陈年的往事，就像被积压在厚厚的木箱底下了，从此尘尘土土风风雨雨，再不相关。
那个女人，那个叫毓敏秀的女人，终究是别人的女人。
我爱上了看日落。有时候是在湖边，有时候是在山上，落日的霞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懒懒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在这个苟延残喘的时代找到了一个裂缝自由的呼吸，像母亲温暖的子宫。据说人从受精到出生会经历漫长的十个月，从一个小小的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在羊水温柔的包围中，分辨，成形，我们睁开眼睛，张开拳脚，越变越大，只得蜷缩着自己，十个月之后，才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人们在受伤或者无助的时候，都习惯环抱自己，因为这是我们来到这世上最初的姿势。所有最初的东西都是美好纯洁的。那时候我就在一片霞光中环抱着自己，觉得安宁祥和。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在那一片祥和里死去了。
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先是戏院无故被查封了两次，戏班的人担惊受怕，有几个得力的武行转去了别的戏班，演出受到很大的干扰，接着戏班的老板横尸街头，人心惶惶，戏班连夜搬离了台北。命运的脚步如此纷繁杂沓，或许就在某一天阳光正好的午后，死亡冷不防的撞开了门，从此告别了这颠沛流离的人生，又或者就那样被远远的甩在记忆的角落里，来不及咀嚼，也不允许拒绝。
事情发生的那天，阳光娇好慵懒。一院子的人都在彩排白娘子中许仙篷船借伞的桥段，我依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魂不守舍地看着许仙与白娘子一见钟情，院外就响起了杂乱铿锵的脚步声。一群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人匆忙而紧张的从院门前走过，随即枪声响起，人们面面相觑半一会儿才后知后觉的惊慌四散。丁建业不知从哪窜了出来，拉着我一下子躲在门后面，碰碰地将门栓好，紧张地在门缝里张望。我沿着丁建业的视线从狭小的门缝中望出去，恰好可以看到戏班老板的脸圆睁着大眼睛对着我们，黄沙飞扬的背景里，他呈大字型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那么荒凉。
那些人淡漠地扫了一眼就收拾枪膛走人了。丁建业粗重的呼吸声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待回过神来，我的手腕已经被他紧紧地箍出一圈淤青。那或许是我最直观最近距离面对死亡的一次。丁建业握着我的手，就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块烂木头，尽管不可能成为救赎，却与我共同沉浮。那一刻，他曾给我一种叫做安全的感觉。后来我曾千百次想起那个场景和那只紧紧攥着我的手，或许除了王玉桂和毓敏秀的原因之外，那一握的安稳或多或少让我下决心嫁给了他，不过那也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匪谍这个词，往常总觉得那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代离自己非常遥远，而戏院的老板却一夜之间成为了匪谍，戏班的每一个人差点成为共犯。我久久的没能从那场震惊中清醒过来。
丁永昌如何斡旋我不得而知，关于戏院老板，我所知不多，只知道那是个很儒雅的男人，剃着十分干净清爽的板寸头，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颇有古时的雅士之风，不经常笑，笑起来却轻轻柔柔的。单从外貌上来说，我很难相信那样的人会作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坏人的脸上从来也不刻着坏人两个字。后来又陆续听闻他的悲剧源自所谓的组党结社发表反政言论尔尔，我也只默默地陪了一阵唏嘘。至于追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或其他自由一类的话，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我还未开化的脑袋里，只知道改革是需要无数人的鲜血和尸骨喂养才能成长，是伟人做的，而我始终不敢相信所谓的伟人就在我身边，那些勇敢的人，头上戴着光环的人，就那么毫不起眼的生活在我们身边。
戏院老板的下场很惨，他似乎没有家人，也可能是家人为了避免牵连，始终没有露过面。他的尸体孤零零地在地上躺了一个晚上，开始浮肿和发臭。他的脸被粉尘覆盖着，血迹已经干涸，受伤的地方停留着一只只绿色的大苍蝇，蚊虫嗡嗡地飞舞盘旋着。衣服上的一块块污渍和血迹与死时一模一样。许多人掩鼻驻足，唏嘘感喟几声，然后漠然走开。第二夜，尸体不翼而飞。戏班连夜搬离了台北市，来到台北乡下一个名叫梧桐的小镇。后来丁建业为了表现他的果敢与勇气玩笑说起，才神秘莫测地向我透露，是丁永昌带着他偷偷地把戏院老板的尸体埋葬了，就在台北到梧桐镇路上的某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应该是知道的。搬离的那个晚上，天上挂着一轮偏西的上弦月，影影幢幢的，并不亮堂。车上的人横七竖八地睡着，鼾声此起彼伏，和着聒噪尖锐的虫鸣蝉叫，竟有一种安定人心的感觉。我坐在大卡车里，看到他和丁永昌从众多箱子中拽出一个黑色的道具箱，半拖半拉着走进山林后面。
或许戏院老板的尸首就藏在里面，或许那个箱子就是他的坟冢，也或许丁建业他们找到了一处山洞，总也算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我不甚清楚，后来的故事就只剩下我不切实际的揣测了。因为这件事，丁永昌怕当局者追查会连累丁建国，曾与丁建国失去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我们以那个梧桐小镇为根据地，又开始走南闯北的野台演出生涯。再联系上的时候，丁建国传来了毓敏秀落胎的消息。我深情的看着你说：“ 众多GL分类文包请戳→谁染兰色凉薄意贴吧 ”
得到消息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在梧桐镇西面一座名叫翠屏山的山上，我看着山下绿色盎然的田野、晚归的人儿和袅袅的炊烟，丁建业半是喟叹半是期盼的口吻对我说起，我心头竟掩不住一阵莫名的震颤。丁建业很遗憾，连着叹了好几声气，直说着可惜可惜，好似那个早夭的孩子是他的骨肉一样。
我回头看着他，浓重厚实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眉宇间逐渐褪去了稚气，下巴上是青色的胡渣。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看他，五官隐约能认出丁建国的影子。
那个孩子，丁建国该是很遗憾的吧。
或许他不会光明正大地叹气哀怨，但一定会黯自神伤。或许他会在毓敏秀睡着之后，默默地站在窗前抽烟，一吐郁闷之气；或许他不再爱回家，每每以工作繁忙拒绝面对毓敏秀，那个孩子的失去他或多或少都有责任的啊；也或许他还会狠狠地要她，以一种新生的姿态弥补这个粗心的遗憾。关于这一点，或许想得多了，我心中也没有了当初那股狠烈的肮脏和亵渎感，既无能为力又于事无补，也就渐渐麻木了。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脸颊上突然传来温润的触感，轻轻一碰后迅速地离开了。我猛地转头，见丁建业正赧着一张脸，微微皱着眉头，半是羞涩半是不满地看着我。他埋怨道：“你总是这样爱出神，都没有在听我说话。”
然而我的心思全被脸上那温热的触感吸引过去了。我茫然地看着他，想象着过去不远的刚才，他丰厚的嘴唇印在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