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三部曲- 第3部分

　　我仰躺在上铺的床上，双手枕在头下，望着天花板出神。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奇，真是一方土养一方人。忽然有人敲门，我一骨碌爬起来下了床。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瘦高个，冲门就喊：“方吴，方吴！”一只大手伸过来。我忙纠正说：“我叫方昊！”“不明明是口天吴吗！”“是日天昊。”他哦了一声，自我介绍说：“我叫包德禄。”特别提高了声调，“包公的包。”后进门的中等个，梳着大背头，戴着细腿眼镜，穿着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他和我拉拉手，字正腔圆的说：“敝人贾岱正。”“走，咱们去接站”。包德禄说。“接谁？”我问。“当然是接同学了。先戚接后戚。这是我们这旯旮的规矩。”我跟着他们上了校门口的接站车，直奔火车站。

　　车站广场，有好几个“接待站”，都是各校接新生的，摆着桌椅，打着横幅大旗。医学院接待站，架式最大。马上有一趟火车进站。大家都忙活起来，有几个同学举着校牌到出站口迎候。不一会儿，三三两两地有人来查询报到。我们帮着搬行李，拿东西，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气氛十分融恰。

　　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嘿，小鬼，你怎么在这呀？”我转身一看，惊喜的认出　，这不是那位在火车上认识的文同志嘛，我有几分不好意思的解释：'我是刚考上的。'“太好了”；文同志从身后拉出一个标致的小姑娘；“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也是新生。叫文鹃，杜鹃的鹃。”文鹃大大方方地伸出手，用她那妩媚的丹凤眼瞟了我一眼，我顿时触电了似的局促不安起来。

　　忽然一阵骚动，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背着姑娘的小伙子来到接待站。他气咻咻的问：“你们是大夫吧，快救救她！”“咋回事？”“她一下车就晕倒了。”“让她躺在长椅子上。”有位老师托住那姑娘的手腕，摸摸了脉，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扁盒来，挑出几只又细又长的针，酒精消毒后，在她虎口上扎下去，又拧转了几下，她的眼睛慢慢睁开。苍白的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大家都松了口气，小伙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真神了，扎针这么管事。”一问，都是医学院新生，小伙叫高煤海，姑娘叫杨婕。都来自鹤岭市，他们是火车上认识的。包德禄一拍腿“嘿，巧了，我也是鹤岭的。”

　　回校的途中，我指了指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位会针灸的老师，小声问：“包老师，那位老师姓什么？”包德禄一甩手，“我哪知道。”坐在旁边的贾岱正扑哧笑了：“包老师也刚来，和我们彼此彼此。”我莫名其妙的望着贾岱正，“彼此彼此？”“我们彼此都是同学啊”，我更困惑了，怎么会有这么大岁数的同学？！

　　（7）

　　合江的称谓，源于这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地。这三江平原的广袤土地，就是所谓的“北大荒”了。合江市正是衢通迩遐的的北疆重镇。因为毗邻苏联，当年又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东北划分'九省'时，张闻天曾任合江省第一任省长，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这里不但有汉、满、蒙、回、朝鲜族，而且是鄂伦春和达斡尔、赫哲族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但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安徽、辽吉的移民。还能见到因历史原因留下的老毛子（俄国人）、小鬼子（日本人）、和高丽棒子（朝鲜人），是个民族杂居，藏龙卧虎之地。这些都是安道姆告诉我的，他是个“万事通”。虽然只是个'门卫'，知道和懂得的事情很多。他是我结识到的第一个东北朝鲜族人。从他那了解到关于这个城市的许多陈年往事。他对我这个“南蛮子”（这里对南方人的通称）比“臭糜子”（土著人）更有好感。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开学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上课。书发下来了，课程表也贴上了墙。却通知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前教育。除了学习国内外大好形势，还结合学校具体情况讨论。几天下来，我终于弄清自己是怎么个处境。我所在的医疗59（1）班，有53名学生。从年龄看最大32岁，最小的16岁，大小差一倍。从性别比，男27，女26，基本持平。从学历分析，参差不齐，良莠不等，多数是高中或同等学历，个别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生源成份挺复杂，一半是高考入围的，还有一部分是合江地区卫生系统保送入学的“调干生”，其他6位是中考成绩成绩佼佼者，破格跳级的。究其原因，是大跃进的后遗症。学校升级后，生源不足而采取的对策。我却成了这个特殊背景下的幸运儿。五十三位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经历，抱着不同目的，年龄又相差很大的同学，济济一堂，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马拉松长跑。

　　意想不到的是，宣布班干部名单时，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真是乱弹琴，可又难以推辞。我揣着忐忑的心情参加第一次班委会。由政治辅导员、校团委书记刁泽甫主持。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文化教员，高高的个，瘦的麻干似的，不时咳嗽，瘦削的脸上，一双小眼睛却炯炯有神。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他讲话声不大，但挺有条理。从国内外大好形势，一直讲到班干部如何发挥好骨干作用。给班干部注了一针兴奋剂。

　　班长包德禄，当即抢先表态：“我是党员，一个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文体委员贾岱正、生活委员文鹃、劳动委员高煤海也都发了言。我正寻思着该如何表态时，刁书记点了我的名，“方昊，你的入学成绩不错，但更要突出政治啊。”我一时语塞，喘嗫地说：“我怕不称职，做不好”。“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嘛，在坐的除了你，都是党团员，多向他们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嘛。”这几句话使我如芒刺背，心头有如罩上了一层阴云，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打入另册的人，告诫自己不要晕了头脑。

　　（8）

　　“妈妈，秋风又起了，近来身体还好吗？…”一铺开信纸，我的心就难以平静，有如奔涌的钱江潮，想把无尽的思念溶入字里行间。“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飞的再远再高的雄鹰，也会回到母亲的身边。人却身不由已。

　　义乌车站离别的一幕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股“高堂在，不远游”的负疚心情袭上心来。母亲已经是奔60的人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在老屋里，苦渡风烛残年。

　　我的“脑回”似乎成了屏幕，不断闪动着母亲的音容笑貌。我好像见到了慈母倚窗傍门，思念远方儿子的身影；听到了慈母思儿心切的呼唤。千山万水，关山迢遥，相见何期？写不尽的缠绵思念，只能到梦中寻求。

　　我幸运的走上了学医的道路，母亲一定十分欣慰。她相信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恩赐的。来信中叮嘱我“努力再努力”。希望我学业有成，做一名济世救人的白衣天使，匡世悬壶的杏林高手。

　　从浙江到黑龙江，八千里路云和月；从南到北，横跨八省两市。一方土养一方人，乡情、习俗、语言、气候，包括吃喝拉撒睡的一切都不尽然相同。随遇而安，适应环境，成了我的当务之急。

　　礼拜天，我在门卫室和安道姆闲聊。本地人称聊天为唠嗑。唠着唠着就唠到了地域风情。老安问我：“都说江南好，你跑到北大荒来干啥？”这'个中'的情由还真不好回答。我反诘：“那你从青山绿水的朝鲜跑到中国来干什么？”安道姆一时语塞，随即大笑起来，掩饰他的尴尬。他笑时额、颊、眼角都堆起了深深的皱纹，像刀割似的。我不禁好奇的问；“安道姆，你几岁了？”“啥？几岁！？你看我胡子拉楂的，才几岁？”安道姆勃然大怒：“你这小南蛮子，变着法骂人。”我不知他因何生这么大气，一时不知所措。正好见文鹃从里间打开水出来，她大约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放大声问：“你俩叽哩呱拉说什么呢？”“我问安道姆几岁，不知因为什么，他生气了。”文鹃笑着向老安解释说；“中国地方大，南北不一样。在我们南方，不菅多大，问年龄都是问几岁的。不信，你可问问诸葛老师。”老安半信半疑地望着我，“那我倒真要问问看。”

　　文鹃走出门时用眼睛勾了我一眼，又偷偷一笑。我随即跟出了门。文鹃回头跟我说：“问年龄要问多大，不能问几岁。”我一脸迷茫“为什么？”“语言习惯不同，这里对十岁以下小孩才问几岁，懂吗？以后学着点，不要挨人骂”。原来如此，我不禁红了脸。文鹃看出我的窘相，“刚来东北时，我也常闹这种笑话。”我望着她那张白晳的笑脸，感到分外亲切，就开了个小玩笑；“那你芳龄多大呀？”文鹃莞尔一笑“你多大，我就多大。我比你大两个月。你还得管我叫姐呢。”偷鸡不成失把米，反而被她占了便宜。对这位川妹子，我有几分好感，也许都是沦落天涯的游子吧。

　　除了带薪上学的“调干生”，每个人都享有助学金，一般中等的每月元，十块钱的饭菜票，元的现金。对我来说，已绰绰有余，再也不必给二哥添负担了。我庆幸自己觅得了一个不花钱读书的好地方。

　　我从小偏食，对东北的饮食更是难以适应。尤其从没吃过的大楂子、高梁米，卡在嗓子里常常咽不下去。按定量每月三十二斤，其中六斤细粮，五斤白面、一斤大米，我只好常吃玉米做的窝窝头和苞米粥。在南方我挺爱吃带菜的六谷羹，而北方的苞米粥淡而无味。北方人称玉米为“苞米”，南方人称玉米为“六谷”。

　　说起蔬菜，品种也没有家乡多，而且叫法也不同，南方的“洋芋”叫“土豆”，蕃茄叫西红柿，甘篮叫“大头菜”。没有我爱吃的油菜、碗豆、藕之类的菜蔬。但也有萝卜、黄瓜、白菜、豆角，好像品种不同味道也不一样。东北大米特别好吃，又香又糍又筋道；比南方的籼米好吃多了。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