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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人们深刻认识到老者掌握着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敬重老者就是尊重前世文明，因而“老”字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长期以来都是尊敬词。尊老、敬老、爱老、养老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传统美德，也是历史上形成的良风美俗，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有效传承延续。足见，孝道教育正是保证恩格斯所关注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传统孝道支撑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构建。中国的孝道教育还体现了恩格斯关于“社会制度”“受家庭发展阶段制约”的思想，这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借助孝道，促进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其政治体制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同散沙，而中央集权制却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如何使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这是保证中国封建社会巩固和发展最为棘手的一大难题。经秦汉之际学术思想的大融合，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儒家主张的“这种宗法制度用血缘亲属的网络把一些散慢的个体家族凝聚成为组织严密的宗法共同体，不仅不受人口迁徙流动的影响，而且具有顽强的再生性的功能，可以凭借人类的自然增殖在任何地区建立起来。”①也就是说，儒家以孝道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思想，能够将形同散沙般的个体经济整合成为支撑中央集权制的有效社会基础，统治者可以采用“移孝作忠”的理念，建立由王权直接掌控的官僚机构，致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的特性。
不难看出，家庭伦理与社会制度建设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是与其经济和政治建设的需要密不可分的。足见孝道教育在我国古代倍受重视，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故而，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孝道教育视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与社会制度永远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告诫我们，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家庭伦理的建设，必须纳入我们治国方略的视野之中。
从家庭伦理拓展为社会博爱。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保存了一些从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敬老慈幼等。这种传统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密切结合，对于形成我国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良风美俗，有着重大的影响。
就社会伦理建设而言，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①孔子的弟子有子更明确地重申孔子的思想，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与？”②儒家学者确立了孝道教育的基础地位，认为它是培养完美人格的人的根本。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影响儿童成长的诸多社会因素中，家庭因素显然是最重要的。它是儿童社会联系中出现最早和持续最久的一种，而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种主要的家庭关系。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情感关系将会影响到儿童对以后社会关系的期望和反应。中国古人认为孝是“德之本”、是教育起源之一的思想是正确的。
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推己及人之道，将孝行由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③的著名观念，大大强化了孝道的博爱精神。《礼记·礼运》篇，还根据孔孟倡导的理念，描绘了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奉行的是“天下为公”的原则，具体体现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孝道的博爱思想，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发展，终于使中国的孝道教育具有了开放性的特点，如下图所示：
我国古代以孝道为中心，并不断延伸家庭伦理的思想，逐渐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社会伦理关系的结构体系，对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建成，有着积极的贡献。它不仅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约束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作用。例如，《孝经》认为自天子以至庶民，都应当遵循孝道，而且，还应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不同，权力的大小，所实施的孝行也应有所区别。
传统孝道创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秩序文化”。经过汉代加工发展了的孝道，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典型。无论从理顺人际伦理关系的角度，还是从建立政治等级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的孝道，都体现了“秩序文化”的特点。
作为“秩序文化”的传统孝道，倡导人伦关系应当具有“相互对待”的特性。例如“父慈子孝”的观念，就是“相互对待”的孝道观，它既要求父母应有仁慈之心善待子女，又要求子女应有孝敬之情侍奉父母。应当指出，家庭伦理关系，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或者长幼之间，都具有不对称性。一般来说，在子女处于养育期时，相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当父母年老体弱之后，相对子女而言，他们又成了“弱势群体”。只有各司其责，各尽其能，才是合理的、具有民主精神的孝道观，否则就会造成家长专制，抑或虐待老人等问题，从而扭曲了孝道的本质。我国古代著名家庭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明确指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他将父母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威严而有慈”，视为教育好子女的前提，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的传统孝道认为，任何人在社会上都有特定的角色地位，不同的人在孝道中，应承担不同的义务。这种思路对于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传统孝道教育其所以在中国古代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它适应了家族宗法制小农经济的需要。历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依托的社会基础业已丧失。即使在当时具有民主精神的内容，在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接受照搬。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对其重新进行审视。近年来人们自发开展孝道教育的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它包含的合理内核，以及它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启示。现简述如下。
（一）孝道教育呼唤人性复归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①
所谓“人性”，它是与“兽性”、“野性”相对的概念。我们当下倡导人性化，旨在引领整个社会远离野蛮愚昧，开创和谐高尚的现代文明。我国古代儒家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们在构建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时，几乎都根据“人兽之别”提出自己的主张。孝道观念的产生，恰恰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明显区别。
马克思主义多方论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生命活动而言，曾深刻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①。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孝道的人性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启示：众所周知，“孝”的观念，来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生命的产生和延续。中国千百年来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即“生我者父母”，道出了是父母给予了自己生命这一最朴素的事实，作为获得此恩泽的后人，理应知恩怀德回报先人，“孝”的观念便由此产生。所以，“孝道”是中国先民对人生命活动自觉意识的体现。动物都有生命活动，不过是一种本能，而有了孝道观念的古人，却常常用来证明行孝也是动物的天性，是符合天地自然之道，为孝道寻找到了理论依据。所谓“慈乌有反哺之恩； 羔羊有跪乳之义”，告诫人们如果不行孝，那就不如畜牲了，不配成为天地中的一员。其实，这是人对生物本能所作的“孝行”诠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道观念的确是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觉醒。我国古代孝道观念的创立，从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论，又一次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早熟。为了提倡孝道，古人明言：“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意思是说懂得自己作为“人子”应尽的孝道，那才谈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中国古人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智上，只有具有人特有的社会意识和情感，才算真正区别于禽兽，具有人性了。因此，能不能理解孝道，实施孝道，便成为衡量一个人人性天良的标尺。
（二）倡导孝道，催生“生命教育”
《孝经》记载孔子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直接将孝道的发端（“孝之始也”），与人的生命体的产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相联系，告诫弟子们要珍惜生命。这是我国古人实施孝道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据辽宁省青少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