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晋从凳子上站起来，把手伸进衣兜，像是要抽烟，但什么也没掏出来，又坐在凳子上。“无理取闹！”孙晋大声说，“简直是无理取闹！”
孙晋的冲动我早已见识过，但没料到会这么突然。好脾气的人一旦发起火来，按说应该有效果了，但罗苏维像没听到似的，顾自倚在门框上修指甲。
“我看你应该去，”我说，“就当是一份临时工作，以后有机会了，还可以再去当教员。”
“问题不在这里，”孙晋说，“实验和东风都可以进，可她嫌挤了，进机关当职员，又想起来她是学师范的了！这不故意的吗！当你是多大人物，到哪都得有人鸣锣开道啊！你倒是说话，究竟想干什么！”
罗苏维把手伸出去，眯着眼看看刚修剪的指甲：“我想当县长，让人围着我转。”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孙晋脱了鞋上炕，“你再想想，明天早上答复我，这个要不行的话……”他把袜子揪下来塞到鞋里，“以后别再跟我提工作的事。”
这天晚上熄灯后，有很长时间孙晋一声不吭地躺着，我知道他没睡，隔着蚊帐，能听见好多蚊子在飞动，偶尔有一声凄厉的叫声直扎进耳朵，忽然近了，又倏忽飞远了。后来孙晋“啪”地在身上拍了一下，过一会儿他摸索着拉亮了电灯，坐起来在蚊帐里搜寻。我蚊帐里也飞进了蚊子，看样是刚溜进来，还没来得及叮咬，坐起来给拍掉了。
“天太热了！”孙晋推开窗，“你找着了没有？”
“打死了，”我说，“只有它的血，没有我的血。”
“把蚊帐捂严实点，唐河蚊子可厉害了，无孔不入。”孙晋把灯拉灭，又重新躺下，“你说我今晚上过分吗？”
“火气挺大，可是效果不明显，”我说，“罗苏维根本就没在乎。”
“小丫头片子，拗起来能活活把人挤兑死。多好的机会！”孙晋说，“你看她明明白白的，就是不往道上走。”
“问题不在这里，”我说，“她和你拗，好像另有原因。”
“我明白你的意思，”孙晋说，“她是冲温丽新去的，但不是嫉妒。”
我说：“她一直依赖你，可能在她心里，不只是把你当成家长，现在忽然有一个人插进来，一下子接受不了。”
孙晋说：“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在我眼里她就是个小丫头片子，她对我也没有那么复杂，复杂的是温丽新，你可能还不知道，她对温丽新有一种仇恨情绪。”
“不是因为嫉妒？”
“我想不是。”孙晋沉默了一会儿，“你听说过程渭清这个人吗？”
“程渭清是谁？”我隐约觉得这个人和程天佩有关。
“罗苏维的舅舅，国民党时期的唐河县长。”孙晋说，“那时候温丽新是八区区长，共产党的区长。战争时期，这你知道，难免你死我活的，程渭清在温丽新手里栽过，罗苏维家也被捎带上了，那时候罗老师还没有定论，罗苏维家是反革命亲属，按说罗苏维不该牵连进去，可她和舅舅住在一起。”
程渭清显然就是程天佩的父亲，我很想知道程天佩家都发生过什么事，问孙晋，孙晋似乎也不愿多说。此前，只是听罗苏维说她和程天佩都是没有家的人，每问到程天佩的家庭，罗苏维总是含糊其辞，像在躲避什么，只说程家人逃到那边（我想是台湾）去了。孙晋似乎不知道，程渭清的儿子如今在孤城驿海滩上折腾得正欢。至于孙晋和温丽新，以前也能看出来他们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如果孙晋不说，我是不会问的，我必须让自己严守本分。孙晋说这件事暂时不想让人知道，这也是温丽新的意思，又问我对温丽新的看法。作为朋友，我觉得应该坦率一点，我说似乎忘了她还是个女人。话说出去又觉得不妥当，像在骂谁，于是又补充说也许是因为职务的关系，温大姐至少在外面要表现得强大一点，要是处处让人感觉她是个女人，恐怕很难服众。我说你老兄能耐大了，竟敢娶县长当老婆。孙晋打着哈欠说真不知道是我娶她还是她娶我。
大概是不想再看见温丽新，罗苏维不久便搬出去了，她在教堂广场西侧租了一间房，对外承揽装潢生意。有时候我去给她送点蔬菜，碰到她揽下的活多了，偶尔还能帮点忙。她给店家画看板，为木匠铺画家具，忙忙碌碌的，人仿佛也现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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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叔（1）
七月二十八号的《 唐河报 》发表了吴朝暾的文章，那篇文章登在“唐河英雄谱”专栏里，标题是《 一路硝烟一路歌 》，看完标题我几乎笑出了眼泪。文章还配发了我的照片，我两腿交叠（一般人们管这种姿式叫“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身体稍微后仰，显得漫不经心且又派头十足，背景是半截横幅，仿宋体写着：“热烈庆祝苏联……”在我右侧另有一只手臂，十分优雅地搭在椅背上，那一截手臂的主人应该是罗苏维。老实说我不喜欢这幅照片，我认为它没有反映出人物的真实性格，我一向恪守恭谨谦和的处世原则，真不知道怎么忽然就支楞起来了。事后追忆，其时我正在狂贬纪晓岚，面对师范女学生纵容的目光，一时把持不住是有可能的。我同样不喜欢吴记者的文章，在那篇占了整版的文章里，该记者大肆渲染暴力（我怀疑是老吴自己在借机行凶），读过那篇文章的人都会以为我杀人如麻，手上至少有一百条人命。其实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有着菩萨般的好心肠，通常人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大出息。吴记者一会儿说我是战神阿喀琉斯，一会儿又把我说成长坂坡的赵子龙，简直把我弄得不像样。当我“一路高歌”地穿过硝烟之后，忽然又开始玩弄文采了，即使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和巴尔扎克也不在话下。后来我就径直上了灯塔，开始为过往船只导航了，当然了这也是有讲究的，老吴安排我“握着一盏明灯”。
吴朝暾的文章出来后，便经常有人来找我，为了一睹我的“风采”。他们在灯塔上磨磨蹭蹭，没话找话和我搭讪，然后便会捧上各种小本子，让我“写几句话”。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满足来人的要求，写几句鼓励或是祝愿的话，与他们“共勉”。来的人多了，便暴露出一些问题，因为灯塔的养护十分重要，无论是发光部分还是传动部分，都要求纤尘不染。来人踩脏了旋梯踏板，还会遗弃一些果核和食品包装纸什么的，联中一位学生在让我签名的时候，还失手把钢笔掉进齿轮箱里，几乎造成一次机械事故。后来我不堪其扰，索性躲起来，有来访者便让岳宝瑞挡在外面。可没过多久岳宝瑞就不干了，他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了，总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好歹让他看看，看过之后他就不会再来了。至于卫生方面，他说咱们勤点收拾就是了。后来岳宝瑞又在楼梯口挂一块木牌，上写“来访者请勿登塔”，如有人来，便把他们引到值班室。岳宝瑞还建议我用毛笔题字，说毛笔字才能显出一个人的学养，他从家里拿来笔墨砚台，平时总是磨好了墨放在桌上，以备我不时之需。
吴记者的文章破坏了我平静的生活。1950年夏秋之间，我脸上涂满了油彩，齐齐整整地妆扮停当，前台锣鼓已经敲响，幕布已经拉开，我被人推了一下，便跟头把式地粉墨登场，还像模像样走出一溜小碎步。现在想起来，那些场面依然会让我惶恐不安。回忆并不轻松，但我只能赋予喜剧色彩，苦笑之后，我通常会骂一句：真他妈的，怎么会这样！
说起来真有些难为情，我还给人作过报告。那一时期有很多单位来找我，让我过去给他们“讲一讲”，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不能谢绝的是实验小学，他们搬出了孙晋和杨作恒，这两个人都是我无法拒绝的。那是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写完五千字的故事我用了一个通宵。当然不能念稿，我得讲“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我发现，这方面我还挺内行，讲稿完全用口语，并且浅显易懂，我把稿纸当作操场，每一行文字都是整齐的队形，写完之后就对着稿纸反复温习，那些文字都活了起来，齐刷刷望着我，像骄阳下一张张红扑扑的流着汗水的脸。我复述过几遍，感觉还可以，就划根火柴把讲稿烧掉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叔叔（2）
我的战斗故事严格杜绝描摹暴力和血腥，能放枪的时候绝不拼刺刀，如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我就命令战士们别开枪。看过李广武的伤口，我不能再允许子弹击穿那些眨动的眼睛和跳动的心脏。我的战斗颇具李氏特色，它们通常是刚开始不久，便随着一声十分欢快的“缴枪不杀”而告完成，我把绝大多数时间用来打扫战场，当然了，我的战场物资充盈，各种装备堆积如山，从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倒腾出一个百货商店。上述战场自然不会有尸体，一般情况下，天空总是有一抹晚霞（有时候是朝霞或朵朵白云），景象温馨可人，数不清的俘虏们都是囫囫囵囵的，像来走亲戚一样，我方政工干部把他们组织起来，围成一个大圆圈，拍着巴掌做游戏，然后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红五星，化敌为友了。
当我复述故事的时候，看到一张张稚气的脸上充满了欣喜，自己便也欣慰地体会到教育感化的力量。相信听完我的故事，再来念老吴那篇拙劣的文章，准会把孩子们吓哭了不可。老实说，描摹一场罗曼蒂克的战争绝不是我的本意，但面对台下一片稚气未脱的脸蛋，我只能进行一场这样的战争。
报告会结束之后，我顺路在街里买了一斤五花肉，然后沿唐河河堤回家。路上我打开手里拿的一幅画，细细琢磨自己的尊容。这是校方赠送的一幅人物速写，画面上我凭案而立，右手按在桌子上，左手叉在腰间，毫无理由地对着前方傻笑，像老农在望着金灿灿的玉米堆。裹画的那张白纸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记住，你还欠我一顿饭。”显然这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