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国普通工人的待遇才能真正逐步改善。10年来，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基本没有改变，而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总量均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普通劳工并未享受到他们自己创造的经济财富。工资水平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力技术的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调整弊端诸多的粗放式生产结构有着关键意义。
实际上，当前工资水平的上调并不真实反映了中国已进入了劳工短缺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过去劳工待遇过低的一种调整。从一般商品价格到耐用商品价格，在过去这段温和通胀时期均有了明显上涨，生活成本也就明显增加。相应地，从公务员到一般白领，过去10年工资福利也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普通工人工资的增加则极为有限。
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也将开启消费拉动型经济时代。尽管存在统计数据低估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问题，但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长期以来超高速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经济最大的增长动力只能来自消费。拉动消费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收入水平更加公平，因为低收入者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二是增加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数据显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中的下降，反映了家庭收入相对企业收入和国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显然，普通劳动者工资待遇的改善将从总体上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此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进行“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而，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将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 一个家庭的收入只能是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构成。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就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你好，刘易斯拐点（2）
人口结构转变之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压力，但这是否就会逼死企业，而不是促进企业顺利转型？答案是复杂的。一些人担忧用工荒导致加工资，将使得中国制造丧失低成本优势。静态地看，就中国制造业当前所处的分工位置，消化成本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一定幅度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对一些产业和企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
然而，鉴于中国的国情，劳动力成本不大可能转变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短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但相比而言，仍然是相对低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庞大的劳动力而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现在一听说用工荒，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等着市民化。这需要一个壮观的城市化进程来完成。
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不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无法自拔。
人口转变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进步能否同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是贵了，但变贵了的劳动力要能被世界市场认可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中国企业就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负担转移给国内外消费者。
劳动力的减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坐等人口转变催生技术进步可能过于乐观了。加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必然一步，人力资本形成需要一个周期，这正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仅限于中学阶段。基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可能无法支撑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
此外，人口转变也不会自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前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产出增长记录，但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实现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体制改革而出现过若干次跳跃式的提升，但既有的改革动能已经释放殆尽。金融等部门深化改革开放，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这需要一系列积极的举措。
结构性调整主要依赖于市场，这包括人口转变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但更多的是管制上的放松。金融危机再度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是有缺陷的，但中国的问题是距离自由市场体制太远，而不是太近。市场经济仍然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中国尚未充分挖掘其效率。在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而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值得政府去做。这是结构性调整动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费和服务业才能更快增长。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办好的事情。
有报道说，一个外国驻华官员雇了两个家庭司机、两个家政人员，而这位官员在自己国家却一个人都雇不起，甚至连装修房子也是自己动手。刘易斯拐点提示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类似转变。我们应该用开放积极的心态，迎接这一转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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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1）
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智力游戏。次贷危机虽未直接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但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已导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并引发对经济走势的担忧。金融危机中，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0％的出口部门曾以超过20％的速度萎缩。自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学者断言，在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增加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出口型经济体将难以复苏。
出口是中国经济起飞最主要的引擎，这是我们过去各种文献的主要结论。危机之前的2007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40％，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贸易依存度（进出口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接近70％。这两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等大国，以及印度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很好地解释了出口规模的膨胀，中国拥有规模庞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处于一个良好状态，人口红利效应显著。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强调了中国市场体制背后的强势政府，并且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在几十年前就强调，政府有意地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能够引导后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笔者最近阅读的一篇文献就呼应了这一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eniel Rodrik）指出，对一国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出口什么，而不是出口多少。他认为，出口部门之所以对中国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出口产品“质”的特制。显然，如果中国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生产，那么中国集中生产和出口的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罗德里克的证据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要比人们一般认为的高得多。中国的生产和出口模式与其收入所处水平不相对应，也偏离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出口部门较高的利润吸引了更多企业跟进，经济资源就会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这种由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及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增长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
在考量这些观点时，不由得让人想起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先生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关先生曾在《亚洲时报》上撰文发问，为什么日本不害怕中国制造？他的答案时，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大量包含了国外企业的产品，“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中国出口的产品包含很多诸如“日本制造”、“台湾制造”、“德国制造”的外国投入品，这些进口的零部件并不构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每出口100万美元的产品，就需要进口50万美元的中间材料，而且越是高科技产品，这种进口成分的比重就越高。
这代表了研究出口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另一种视角。的确，因为中国的出口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加工业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出口实际上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并不大。按生产法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原理，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附加值的概念，并不包括中间投入品，无论这种投入品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安德森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原因。用他的话说，所谓“脱钩”与否的争论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中国经济从未与美国真正挂钩。通俗地说，与美国脱钩是指，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看过美国的脸色。或者说，美国打喷嚏，中国却挺好。如果是这样，那么出口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灾难。
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2）
事实上，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衡量出口在一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