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史上第一"圆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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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史上第一"圆满将军"-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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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农闲时操练,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城宿卫,或到边境和内地的要地戍守。

  现在看府兵的编制有点类似于新中国建国后的民兵,不过待遇还不如民兵,至少民兵有什么活动,公家提供枪弹、管饭吃,但府兵们在战争发生时,要自带粮食与马匹、兵刃,出征打仗。

  这种兵役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也扩大了兵源,同时也避免了地方军做大,有利于中央集权。

  府兵虽然需要带着马匹兵刃去打仗,但国家在政策上也给予了一定照顾。如果在战场上立了战功,政府会根据功绩大小,分别予以免除赋役、赏赐勋官、爵位的奖励。一旦不幸战死沙场,还会追赠官爵,并或赏赐死者家属以官爵金帛等。

  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

  军府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约百分之四十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手握重兵,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由以上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府兵制的提前下,即使是大将军,平时手下也没兵,类似于安禄山造反在府兵制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府兵制虽然在唐朝前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落后了,要更改了。

  唐初的府兵之所以成功,和当时的采用“均田制”的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从唐高宗后期,不可避免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从而失去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

  大凡强盛的朝代,必定向外开边不止。由于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繁重,府兵制的休息制度得不到保证,从而造成百姓心中的抵触。

  府兵从制度上讲,戍边年限而论,原规定三年而代,后来因为兵力不足增至六年。玄宗时,戍兵按时还者竟至十无一二。而且戍兵们还备受边将虐待,白天服苦役,为边将生财,晚间系地牢,以防备逃亡,所以戍边被人们视为畏途,富裕农户常贿赂地方官吏,雇人替代。

  杜甫《兵车行》中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说得多可怜,十五岁就从军,到了四十岁还不一定回得来。去时正是青春年少,回家却是白头老翁。府兵从设立之初的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成了没有假期的职业军人。这小兵一当就是十几年,谁受的了?再加上吏制的败坏,应该给府兵的福利也分不到,于是屡有逃兵,难以禁止。

  府兵制从唐初的“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到了玄宗时的“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想不改革都不行了。

  眼看着府兵的兵力不足,宰相张说请求玄宗批准招募兵士担任宿卫,改征兵制为募兵制,玄宗只得应允。开元十一年,朝廷下令调集京城附近的京兆府以及蒲州、同州、岐州、华州各地府兵和无军籍的白丁,再加上玄宗过去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时的家兵家将和随从人等,总共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第二年,又给宿卫们发了官马,更号曰“彍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十四章  兵制(2)
彍骑十二万人分别隶属中央十二卫,每卫一万人,分为六番,担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附近各州的卫戍任务。其中驻扎在京城所在的京兆府的旷骑有六万六千人,其余分驻京城周围的各州。

  既然是守卫京城,又处在于子脚下,当然还得讲个仪仗、外表。彍骑入选资格可不能低了,应是“下户白丁、宗子、品子”中身体强壮、身高五尺七寸以上的才行,如果人数确实凑不足了(可见其要求苛刻程度),则选身高五尺以上的八等户子弟补充。彍骑待遇也比一般的府兵要高一些:中选者,皆授田,免除赋税徭役和征戌。

  仅从玄宗的做法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即使是府兵制大兴时,到京城宿卫也是其重要的职责,现在更替为常驻的精锐军队,无论是减轻府兵的负担,还是保证京城安全方面都有好处。(但实际执行起来,却掉了个个儿。)

  彍骑设置之初还是比较讲真格的,整日训练不缀,特别重视弩射,要求严格,达到下列要求者方为合格:(1)伏道弩,“纵矢二百步,四发而二中”;(2)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3)角张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4)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完全合格,才称为及第。为教习弩射,隶属各卫的骑都在靠近营房的地方筑有靶场,只要是达到“及第”要求的都有赏。这时的彍骑,由于注重训练,赏罚分明,又能及时授田,故士卒奋发练武,号称劲旅。

  彍骑刚始之时,人们羡慕他们有幸侍卫天子,敬称为“侍官”。彍骑士兵也自豪得很,个个英俊雄壮,跨高头大马,昴然奔过长安街头,不知引起多少年轻少女的尖叫之声。

  可随着长年京城不战事,各行政长官们的荒淫放纵,只是乐于声色犬马,彍骑在他们心中的重视程度直线下跌。最后沦落到经常性的给京城高官们看个门、当个打手什么的。

  后来的彍骑本身也不争气,拿着国家的俸禄,可精力全放在办个人的私事儿上。富裕者贩缯彩、食粱肉,有力气的整天觝(抵)、拔河、翘木、扛铁。总是不是玩乐就是想办法依附权贵。等安禄山叛乱,需要这些勇士时,皆“股栗不能受甲”。

  彍骑也由被人敬仰到为人所不齿,以致京师人互相辱骂时,都称呼对方为侍官,以充当侍官为耻。

  这样的彍骑,你还指望着他能有多强的战斗力?

  至于后来在京城招的十一万“天武军”,大多是市人子弟,从未接触过战争。如果比比吹拉弹唱、斗鸡赛狗还行,打仗则实在上不了台面,战场上满地的血气一冲,不尿裤子就算不错了。

  (这章短了点儿,下午还有一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十五章  士气
要想保证战士的士气,无非是三点。首先是思想教育,让士兵感觉为理想而战、为自己而战,给士兵主动去战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我党的军队曾是天下第一),包括安禄山叛乱前,还得起个“诛杀乱臣杨国忠”的名义,师出有名,让士兵感觉上是为国、为大义而战;其次,还得有好的后勤保证,让士兵能放下来自后方的包袱,不用再想着家里的麦子有没有收啊、老娘病了谁照顾啊、老婆是不是因为自己长时不回给自己戴绿帽子啊、孩子有没有受人欺负啊等问题,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去;最后还得有严厉的制度,不能说打着仗想回来就回来,立了功没人奖,当了逃兵没人惩罚。

  只有这三条都做到了,才能保证战场上士兵的士气,不会因形势不利而溃散。

  以我国抗美援朝为例,思想教育那就不用说了,死了都光荣。后勤保障那也没得说,当时逃兵光荣可不是光说说的,老婆都受“军婚”这顶大帽子保证着,家里更是处处受照顾。战场纪律,虽然我们没宣传,但据我所知,是非常严格的。百万大军,要说没有一个想当逃兵的,那不可能,但逃跑之前还得细思量逃兵的代价。战场上逃的,杀无赦;平时跑的,抓回去受处分;当时没抓住的,回去后再处理,总之这一辈子也让你消停不了。

  无比高涨的士气,对战争的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志愿军正是凭着这股“气”,才能与强大的美军抗衡中,不落下风。

  唐军中有这一股“气”吗?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安禄山早就被灭了几回了。

  那十万“天武健儿”本来就是一个笑话,玩个杂耍斗个乐还行,真打仗怎么能比得上长年与外族作战的叛军。

  新招募的唐军则更加不堪,不仅是没有经过训练,更主要的是缺少战意。经过了长年的和平,未真正从战乱、生死困境中走过,又怎知和平的珍贵。安逸的生活令人难以清醒认识到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有钱、帛为引,不知又能有多少人前来应征。

  应征入伍的兵士,虽然有 为国效力的想法,但大多并没有“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的觉悟,何况还有一些全是为了玄宗从库府出拿出来的钱帛。

  一场仗下来,一旦败退,立即兵败如山倒。还是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这兵荒马乱的,难道还真得以为国家为自己照顾家小?况且乱世之中,军纪不严,出现逃兵也只是听之任之(还主将都逃,又怎么来约束小兵)。既然当临阵逃脱不受罚,那当逃兵也是无奈,大不了仗打完了我再应征。所以才有这种怪现象:一万兵打了败仗,只余下三五百,但收拢残兵后,又扩充到七八千。

  相对来说,叛军的军事素质要高得多,尤其是安禄山的范阳兵。跟随安禄山多年,军纪严格,并且老家未遭兵祸,没有后顾之忧。而郭子仪、李光弼出兵攻打范阳的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范阳兵有后顾之忧,无法全力作战。一旦父母、老婆孩子落入危险之中,在兵士的眼中,安禄山的皇位重要,但也比不过家人的性命。

  郭、李二人兵攻范阳,安禄山军心动摇之下,必定难以攻下潼关,十有*会回打马回老家。潼关守军可趁势追杀,叛军必乱。安禄山即使通过河北的强力堵截,也必是兵力大损。范阳的唐军再以怀柔的手段,鼓励叛军归降,安禄山成孤家寡人,叛乱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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