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习别人的长处。
维特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天才和产生天才的时代，所以狂飙突进时期又称为“天才时期”。但是这又是束缚天才的时代，维特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绿蒂曾多次称赞他的才智和禀赋，阿尔贝特也说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他追求感情自由，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投进自然的怀抱。维特声称，他“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他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深感社会上到处都有“禁锢着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局限”，譬如到绿蒂的父亲Ｓ法官家来作客的一位大夫，见到维特和绿蒂的弟妹一起在地上玩就颇有微词；又如维特起草文稿讨厌繁缛枯燥的公文语言，而采用狂飙突进运动的生动的文风和具有活力的语言如倒装句——当时年轻一代强调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的标志——，却遭到恪守理性主义文风及其文法规范的公使的指责。维特的天才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得不到、也不允许他去施展，难怪他要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了：“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１７７１年５月２６日信）。社会容不得天才，容不得维特这个新派人物，这正是当时德国的耻辱。
五、《维特》引起的争议
对于《维特》的争论，实际上还在小说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小说所涉及的两位当事人的反应。１７７４年小说正式推向市场之前，歌德从印刷厂拿到第一批书之后，立即分别给夏绿蒂和凯斯特纳各寄了一本去。歌德在给绿蒂的信中，希望她好好招待一个很像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维特”。绿蒂读了小说深受感动，勾起了她对往事的甜蜜的回忆，凯斯特纳则怒不可遏。他给歌德的信中说，维特像现在这个样子，他感到很不是滋味，并责备歌德没有良心，肆意糟蹋了“那些现实中的人”，歌德“借用了他们性格特征的人”。
凯斯特纳的信歌德难以理解，也使他感到震惊。他给朋友造成了痛苦，使他心里很不安，就给凯斯特纳夫妇写了一封既是安抚、又是辩解的信，歌德深信，结果将证明凯斯特纳的担心是“过分夸张了”，他认为“小说中事实和虚构的掺和是无害的”。
《维特》面世后所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歌德一举成了当时文坛上最最耀眼的星星。人们创作了大量诗文和歌曲献给维特，报刊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人们通信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部小说。这时凯斯特纳也不得不承认，小说毕竟是小说。几个月后，１７７５年初，《维特》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版了，紧接着又出版了多个译本，一向傲慢的法国人也给予这位卢梭的门徒以热情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随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迅速出现。在战场上善于呼风唤雨的拿破仑皇帝竟把《维特》读了七遍之多，远征埃及途中还带着这本小说。狂飙突进运动作家对《维特》表示热烈欢迎。诗人舒巴特读了《维特》“心都溶化了，胸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滴嗒嗒直流”，他劝读者“自己买一本《维特》来读，并要用心来读”！他自己“宁肯终生穷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树根，也要来体验一下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海因泽和克劳迪乌斯对此也有同感，伦茨、克林格、瓦格纳、毕尔格等作家也热情地对小说加以赞扬。席勒深刻地分析了维特的悲剧，他说：“一个人物以热烈的感情拥抱一个理想，并且逃避现实，以便追求非现实的无限；他不断地在他身外寻求他永远在他自己的天性中所破坏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他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束缚，应当把它粉碎，以便深入绝对的现实。”席勒接着写道：
有趣味的是看到，凡是滋养感伤性格的东西是以怎样愉快的本能聚集在维特身上：狂热然而不幸的爱情，对自然美的敏感，宗教的情操，哲学沉思的精神，最后为了不忘掉任何一点，还有莪相的阴暗、混沌和忧郁的世界。如果再加上，外部世界在这个苦痛的人看来是怎样不亲切，甚至是怎样敌对，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怎样联合起来要把他赶回他的理想世界，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样一个性格有任何可能性从这个圈子里把自己挽救出来。
威廉·冯·洪堡１７８９年５月３０日给他的未婚妻卡罗琳娜·冯·达赫勒登的信中说，一天晚上他在朋友桌上看到《维特》，一拿起来便放不下手，一口气读到天亮。信中他除对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赞不绝口外，还特别赞扬小说的“语言是如此真实，如此朴实，如此感人，如此让人着迷”。
启蒙运动作家，如莱辛、克洛普施托克、维兰德等文坛宿将一方面赞扬歌德的才能，但由于浸透着狂飙突进精神的《维特》体现了与启蒙运动不同的世界观与美学理想，所以启蒙运动作家对《维特》也多有责难。莱辛于１７７４年１０月２６日给约·埃申堡的信中认为，小说应该有个“简短而冷静的结束语”，指出让维特自杀是个“下策”，会对青年人产生有害的影响，并认为最后应加上个短短的尾声，而是“越写得愤世嫉俗越好”。
对《维特》的激烈反对和恶毒攻讦主要来自封建统治者和道貌岸然的天主教会。封建统治者把《维特》视作“淫书”，诅咒小说的作者“该遭天雷轰”。当时德国的一些邦国对《维特》下了禁令，如在莱比锡，书尚未印出就遭禁止，说《维特》在为自杀行为辩护，并鼓励自杀，会导致青年人，尤其是弱女子的堕落，市议会还规定，对有这本书的人要课以１６个塔勒的罚金。在意大利的米兰，小说一出版就立即被没收并加以销毁。丹麦政府认为，《维特》是一本邪恶的书，它不仅危害基督教，而且也危及市民优良的道德风尚，因而于１７７６年也把《维特》列为禁书。汉堡主教戈茨认为，《维特》挖掉了全部道德的根基，美化通奸与自杀，他要求“彻底根除这部广为流传的毒草”。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１７９７年在耶拿会见歌德时，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责备歌德不该用这样的书来引诱人去自杀。歌德当即给予迎头痛击：……世间有些大人物用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人送到战场，其中就有八万人断送了性命，要他们互相怂勇杀人放火和劫掠。你对这种大人物该怎么说呢？在看到这些残暴行为之后，你却感谢上帝，唱起《颂圣诗》来。你还用地狱惩罚的恐怖来说教，把你的教区里孱弱可怜的人们折磨到精神失常，终于关进疯人院去过一辈子愁惨生活！还不仅此，你还用你们的违反理性的传统教义，在你的基督教听众灵魂里播下怀疑的种子来毒害他们，迫使这些摇摆不定的灵魂堕入迷途，除了死以外找不到出路！对于这一切，你对自己该怎么说，你该受什么惩罚呢？现在你却把一个作家拖来盘问，想对一部被某些心地偏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
《维特》问世以后，各种改编本、抄袭本、仿制本、讽刺摹拟本大量涌现。最为可笑的是德国作家克·弗·尼柯莱写了一本《少年维特之欢乐》的书，书中主人公用灌了鸡血的手枪自杀，虽然血流满面，却并未丧命，绿蒂感动之下便与他结成眷属。歌德在书信中和一些短诗中表达了他对此公的恼怒。
歌德“像鹈鹕一样，用自己的心血哺育了”《维特》之后，②像是在神父面前作了一次忏悔，了却了一段情缘，把自己“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感到心情轻松、自由和宁静。《维特》的作者歌德此时名扬四海，年轻的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慕名派宫廷侍从把他请去，２６岁的歌德于１７７５年１１月７日到达魏玛，进入公爵的母亲安娜·阿玛莉娅创建的“缪斯宫廷”，开始了他生活中的新旅程。此后歌德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创作方法和风格起了巨大变化，不再一味听凭感情的宣泄，而是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榜样，追求宁静、纯朴，主张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古典人道主义理想。
六、圆梦
《维特》的中译本，除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外，近年来又陆续出了若干种译本，我因何还要重译？对此似有稍加说明之必要。对于外国文学名著，我认为应允许有多种译本并存。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以及各个译者中外文水平的高低有别，译本的风格就会有很大差异，其中有的译本有可能与原作的风格较为接近，多种译本并存，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过读者的选择、评判，优胜劣汰，必然会筛选出一种或数种最佳译品来，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原作，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是有益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严肃认真的翻译，至于那种纯粹着眼于金钱或别的目的而进行的草率的重译，则又当别论。说到我自己，我与《维特》的结识时间已经很长了。早在大学期间，我就十分喜爱《维特》，不仅赞叹小说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着迷于它精湛的艺术技巧。歌德采用书信体裁，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让维特在读者面前，在自己的灵魂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把自己的忧郁、痛苦、挫折、希望与抱负一股脑儿宣泄出来，坦诚地表露自己的颂扬与批评、反抗与退缩，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心理倾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