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称为“疑经辩伪”。辩伪所得出的结论，正如，《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所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无书”，也难怪贾宝玉把四书以外的儒学典籍都烧了。疑经辩伪学术思想对当时知识界无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对江南文人，特别是对江浙一带人文荟萃地区，影响尤为深刻。《红楼梦》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时期的产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经辩伪”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在何处，给他几个脑袋，也不敢这么写，更不可能这么写。只有在顺康年间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样做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在知识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带遗民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为奇。
第四节 “仕途经济浑话”思想
《红楼梦》除毁谤儒家典籍外，还不时流露出异端思想，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统统斥为“禄蠹国贼”；把“文死谏、武死战”等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一文不值。这也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的独特思想。
随着理学和心学的衰落，经世致用学说的兴起，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对由伪经典儒学演绎而来的一些传统行为、传统信念、传统理论、传统思想，也必然发生怀疑和动摇。思想学术界开始探讨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认识到“修齐治平”（读书做官的别称而已）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各行各业，凡性之所好，专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乐趣，自有其社会价值。明末的李贽、袁宏道都说过类似的话，清初几乎所有拒绝与新王朝合作、拒绝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都必然产生这种理念。顺康年间，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和延平郡王长期抗清的影响，加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创痛巨深，多数江南知识分子与清王朝持不合作态度。他们首先是对君权神授、封建专制提出了挑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识的改革动议。他反对把君臣比父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并进而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唐铸万甚至在《潜书》中公然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其次是对明朝旧官僚“一对夷齐下首阳”，跨朝代的士人举子投靠新主子，谋求做新贵的举动十分鄙夷，斥之为“禄蠹”、“国贼”。当时学校废弛，文教日衰，“师不立，经训不明”，士子的工夫不在理解经典义理方面，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揣摩举业、训练八股文法上。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厌薄举业的情绪，当时好多江南学子，自己主动注销了学籍。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特别是顾炎武的《生员论》，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员制度的弊端，他认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些痴情者，获得幸福多不以科举功名为前提，其情人也极少以科举功名相劝勉。由此可见，《红楼梦》书中主人公贾宝玉厌恶举业的思想，应属来源有自。宝玉就读并大闹的学堂，正是17世纪学校废弛情景的真实写照；宝玉厌薄举业，正是当时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宝玉斥骂禄蠹国贼，正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宝玉对封建正统伦理观念的批驳，也正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据此可以推论，《红楼梦》反映的正是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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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思想（10）
第五节 “文死谏武死战浊气”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普遍思想。明朝后期，东林党人出身的文臣，在朝廷以“敢谏”著称，海瑞罢官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敢于抬着棺材上朝，真是“浊气上涌”的极端表现。明朝皇帝，大概是杀谏臣最多的皇帝，东林党领袖就曾经把自己屁股上被“庭杖”打烂的肉风干后，挂在家中正堂上，以示光荣。明末近半个世纪时间内，东林党人前赴后继，仍然屡屡苦谏，“浊气”浩荡，轰动天下。文臣如此，那么武将呢？面对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关外建州女真铁骑，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只好“浊气”一涌，用战死报效朝廷，表示忠贞。
明朝灭亡后，在江南士大夫中，普遍对三百年大明何以亡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认为，不是皇帝昏庸，而是文臣武将误国，他们以死博得虚名，却把大好江山断送了，害得崇祯皇帝上了吊。就连推翻崇祯皇帝的义军领袖李自成也说，明廷“君非甚黯”，文臣武将不能公忠体国，导致朝廷灭亡。这些反思，正如《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那样：“置君父于何地”？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确实十分活跃，封建知识分子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许多比较先进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等大家的著作中。后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它的许多观念为后来康梁变法、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运动所接受，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先河。
《红楼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洪昇又生活在当时思想极其活跃的浙江，在《红楼梦》中表现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是必然的。不过，对《红楼梦》中表现出的这些思想，也不能无限上纲、任意拔高，他们仍然不脱封建正统思想范畴，不是什么摩登的现代思想。《红楼梦》中出现这些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作者头脑中固有的，和作者是不是天才没有关系，建议红学权威们办一个学习班，集体重学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然后再谈《红楼梦》思想。实话说，看了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你会感到，《红楼梦》对当时的思想体现得是很不够的。这也难怪，《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不是政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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