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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发生现役军人性骚扰甚至###女知青被枪毙的事件以后，上级就制定了政策：被侮辱的女知青可以回城。我们宣传队的一位“老昆明”知青，在出差到景洪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女知青。可能是他在房间里与之交谈的时候有所动作，那女知青突然大叫着冲出房门，告他“###未遂”。于是，我们这位“老昆明”被判劳教一年。那位女知青回城了。我们宣传队那么多靓女，我们的“老昆明”也长得挺帅，从来没见他有不轨行为。我才不信他会“###未遂”呢。类似的事，后来，在农场还时有听说。
我的同学李再延和北京知青杜志强是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的知青。他们回城后给我讲了许多知青大迁徙时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再延说：有一天清晨，在景洪大街上支着一辆自行车，车上绑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面传出小孩的啼哭声。当路人翻开里面的襁褓时，见到里面有一个初生的小孩。在小孩子的胸口上有张字条。字条上是这样写的：“我们是这小孩的父母，是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现在我们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城市了，未来的命运也不知是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带着这孩子回城。哪位好心人如果收养这孩子，这辆自行车就送给您了。”
他的罪行真有那么严重吗？
1973年，西双版纳最轰动的事就是惊动党中央的现役干部对知青性骚扰事件。后来，在景洪举行公审大会，有三个现役干部被五花大绑押上大卡车游街，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他们个个抬头挺胸，表情坦然自若，不愧是曾在越、老、柬一带“抗美援越”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里出来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7）
他们中有一个是我们二团六营的一个连长，姓张，是彝族人，他们连的指导员是我的一个同学，这同学是所谓“革命造反派”。造反派认为这支现役部队是保守派。张连长的罪行主要是：早上在橡胶林地里用语言和肢体接触调戏正在割胶的女知青；晚上，曾去女知青宿舍里“查铺”。至于是否构成###，好像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事情最后被汇报到中央，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示：杀。这个张连长被枪毙时，我的这个同学还到刑场上去看了。
张连长该不该枪毙、是不是真犯有那么严重的罪，其实也很难说。
贯参谋就曾在办公室当着许多人的面说：“我们部队从前线下来，根本不了解地方上‘文化革命’的情况。发了点儿牢骚，就被划成了保守派、‘炮派’什么的，给下放到你们这鬼地方来了。这些老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也要当英雄，不能给部队丢脸。下到地方不开心嘛，就想着犯点小错误，落个处分，遣送回家种田去算了。这次把张连长枪毙了没什么，我们部队早晚是要撤走的，他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小孩子将来都得你们农场养起来……”
几年后，部队撤走，张连长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孩子，都留在了农场。他们是少数民族，生活困难，都靠农场补贴。后来，我的师傅、湖南移民、老工人王广丰娶了他的###，帮助她养大了几个孩子。王广丰当时大概不到40岁，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壮，还有一条腿是残疾，但他是一个种菜能手。我在疆锋五队时，他是我的师傅，是我们的种菜组长。我们种菜组何时翻地、播种、育苗、锄草和采摘都是他指挥。后来他被调到六营营部机关去种菜了。1999年，我去看我师傅的时候，他已退休了。那几个孩子也培养###，都出去工作了。他的太太也退休了，身材有点发福，挺富态的，挺漂亮的，总是笑呵呵的。当时，老王光着膀子，还是那么瘦，只是背好像比以前驼一些了。他还是操着湖南祁东方言，拍着我的背，亲切地把我领进家，不断地让我抽烟、吃东西。告别的时候，老王又像当年一样，往农场送我的车上塞了好多他自己种的菠萝。回到宾馆，我切开菠萝，味道可甜了，就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
1958年，中国为发展橡胶事业，有大批退伍军官来到西双版纳办起了农场，这些退伍军人有抗日的老英雄，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英雄，有些还是从国民党起义部队参加解放军的。退伍兵还有一批是1964年下放来的，他们来自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部队，钻山洞打炮眼是他们的特长。这些退伍兵里很多是少数民族和云南的山里人，其中不少是彝族和哈尼族人。“###”中，许多老场长都被批斗，靠边站了。我们前哨分场的老场长曹明身材高大，曾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南下部队。“###”中被批斗后，老胃病常犯。“###”后退休，他拉家带口回老家甘肃天水了。王金魁原来是总场的领导，“###”中被打倒以后，在风光农场七队劳动，和我们的几个同学在一个队。有一天他在砍树的时候，不小心一斧头下去，劈在自己的脚上。伤得可重了。2006年，我去东风农场新辟的龙泉公墓，给王开平和凌瑜扫墓，正好碰见他。他告诉我，他“###”后当了几年场长，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他在公墓旁边承包了一片香蕉地，让他的侄子帮忙管理。他指着王开平墓碑旁的一块墓碑说：那是他的战友，是在解放后剿匪的时候牺牲的，是烈士。他还告诉我，王开平是因公牺牲的，你们可以给他申请烈士称号。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8）
大约在1960年左右，从湖南的醴陵、祁东和湘潭毛主席家乡来了一批支边的移民。他们大多拉家带口地来到这里。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我们农场种菜、养猪、种粮食，自给自足主要靠湖南的这些农民。90年代，有一次我回农场时，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老工人：“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又偷东西又打架，给你们添麻烦了吧？”他说：“知青来了以后，我们活得才像个人了。你们来以前，我们很多人还是临时工，每月才18块钱。每天天不亮，队长就敲钟，起床、上工；到傍晚的时候，队长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棍子上山来，量我们挖的梯田和树穴合不合规格，如果尺寸差一点，或者在树穴的回土中找到一根茅草，今天的工资就罚没了。是知青来了以后，大家才都拿固定的28元工资了……”
我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湖南老工人，和我一样也姓彭。他朴实憨厚，力大无比。他曾在1950年当志愿军援朝作战，爬冰卧雪、出生入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退伍回乡务农。1963年移民到西双版纳。他每天赶着一头水牛上山砍柴、割猪草。他爱人生了5个闺女，一家7口人。他们两夫妻的工资收入是56块钱，而我们生产队食堂入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8块钱。所以，他家每月的工资正好够交伙食费，一分不剩。他家经常要申请救济。
我的同学李再延是北京65中老高三的。因为他已经和上海知青周月琴在当地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拉家带口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他那时已当了五营的教导员，他告诉我：1976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农场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因为是“四人帮线上的人”，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们同学里升上省里去的那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了。
记得在80年代中，有一次，我在台湾歌星侯德健的家里和他聊天。他问我：“你们大陆人怎么个个都在发牢骚。人家外国在传染爱滋病，大陆却传染‘恨滋病’。”我想想也是，此前的几十年，咱们大陆的各个阶层的人几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多少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委屈或者冤枉。
大勐龙橡胶林地里的71个知青坟墓
1969年从北京新来一批知青之后，昆明的知青也来了。
刚来的知青很喜欢打架，我们的一个北京知青朋友在打斗中手被砍成残废，头皮掉下来都遮住了眼睛，后来到总场医院才把头皮缝上。有一次，我们去山里砍竹子的路上，正好看到部队的营房门口放着一副担架，都被血水浸透了，血滴还洒了一路。伤员被抬到部队的医院抢救。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新建连队安置了几十名昆明知青，而这些知青分成了两派，大打出手。他们在昆明就见过枪林弹雨的武斗，在这里他们用砍刀、锄头对垒，生产队成了他们的攻防战场。据参与制止武斗的一个昆明知青干部后来讲，那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热血喷张，轻伤、重伤的有好几个，仍没有停战的迹象。在他与分场领导紧张讨论制止武斗的方案时，在争论中他情绪激动，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领导的耳光，被关了禁闭。事后他对我说：自己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他其实是个挺斯文的小伙子，篮球打得特好，动作姿势很像从昆明队打入国家队的篮球明星杨伯镛。。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9）
我的同学李大明在当连队指导员时，有一次他去团部开会，队里的几个小四川拦路抢劫了刚从上海探亲回来的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到了晚上，一群上海知青挥舞着锄头砍刀冲进他们连队，见到小四川就砍，把一个老实巴交而且是生产模范的小四川的头盖骨都打破了。据说后来是动手术镶了一块塑料的头盖骨。在混战中，有一个小四川捅死了三个上海知青。据李大明说，他们生产队这几个调皮的四川小知青已经被他调理得很听话了，在山上干活，手上打了许多血泡，包上手绢还继续干。但是在李大明出去开会的时候，这几个小四川又旧病复发了。他们抢劫了从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上海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知青探亲都带回来大白兔奶糖、香肠和香皂等日用品；小四川的家境一般都较穷，有的16岁就背着一个小包到云南来了。而且在“###”中，四川、重庆的武斗是最惨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