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些朋友和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生活史和中国的摄影重新走进民间的历程。
我在为书稿选配我家老照片的过程中，也把我保存多年的在1968年至1976年间我家的来往信件和我的同学、朋友们的来信翻看了一遍，有百十来封呢。那时候我家五口人从南到北分在四个地方，相隔千万里，我的同学和朋友更是天各一方。看着我妈当年在信封上贴的印有毛主席、###、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剧照的纪念邮票以及我们大院的一群小朋友们在来信的末尾的集体签名，摸着那残旧的信封和发脆了的信纸，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在展读那一封封有三五页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的时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尤其是我妈在写了已经从北京给我寄来的邮包里的物品清单以后还嘱咐我，农场发了布票以后要寄给她帮我在北京买衣服。用剩的牙膏皮要保存好，北京买牙膏要给牙膏皮才能买。看到我们当年的字里行间有那么多对伟大领袖表忠的“套话”和对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阐述，恍如隔世，让我脸上一阵阵发烫。这要是让我那些同行小朋友们看见非笑死不可。他们现在玩的那些荒诞派艺术哪有我们当年荒诞呀！我开始怀疑我现在写的当年的故事的真实性了。可是我今天的世界观又确实是在那些过去的故事里形成的，而且在这些信的字里行间也印证了我在酒桌上向年轻人“吹牛”时所讲的故事。只不过我的这一堆旧信年轻人看不懂了。
我曾经以为，语言文字是最容易造假的。近年，有专家考证，摄影也是会造假的。既然如此，那么，就把这些文字权当我的摄影作品的印证与参照吧。或者再说大点儿，这也是我的书《生活在###时代》和我参与策展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的后记。尽管这“后记”长了点儿，又啰嗦了点儿，但那些生活的、历史的细节都挺重要，它们往往是摄影拍不到的，或不好表现的。与此同时，这本书也是对那些在我的前半生曾关爱过我的亲人和师长，还有在西双版纳相濡以沫的同学和老工人，以及一起走过来的朋友、同行的一份交代和祝福。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爸和我妈，还有长眠在西双版纳大勐龙知青墓地的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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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1）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1946年末，在冰天雪地的河北坝上草原，有一队八路军干部骑着马从延安向东北行军。我爸和我妈就在这行军的队伍里。他们到承德的时候，在照相馆里“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时，我妈肚子里已经怀上我了。这张结婚照的底片是玻璃的，后来摔成了两半。几年以后，我爸在北京的照相馆复制了一张底片，现在仍保存完好。
我爸和我妈是1944年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办的外语学院英文系学习时相识的。这个系是准备开赴山东抗日根据地配合美军在青岛登陆对日作战的。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苏军势如破竹地从蒙古和黑龙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爸我妈所在的英文系也不用再开赴山东了。不过，它却成全了我爸和我妈的婚姻。后来也就有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
我妈是蒙族 姥姥是满族
我妈在承德收到了我舅舅从北京写来的家信。告知了自从我妈1940年（17岁）离家出走以后家中的情况。得知我姥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消息，她大哭了一场。
我妈叫吴昭（参加革命前叫：张若筠），是北京的蒙古人。我姥爷叫张庆颐，字畏天，从他上溯三代的祖爷爷可能是个蒙古王爷，住在昭乌达盟扎鲁特旗。祖爷爷擅长拉弓射箭、骑马打仗。后来随清朝御驾亲征的军队作战，立下大功，被册封在北京做大官。我外曾祖父当的什么官我妈也说不清，反正外省进京上朝的官员都要请他抄奏折。他的小楷写得特好，“###”前我家还有许多因抄错一个字就废弃了的黄绫奏折。“###”中都被我妈悄悄烧了。我姥姥是满族人，叫韩雪琴，大清朝讲究满蒙一家嘛。辛亥革命后，旗人没有了俸禄，姥爷家就衰败了。在民国时，姥爷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教外国人学中文。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外国的使领馆都撤了，我姥爷一家沦落为“城市贫民”。我妈说她自己小时候很淘气，虽然她的功课学得很好，却总是坐不住。后来我看到她当年上学时的相片，她居然连拍照都要爬到墙头上去拍，当然，也有在河边树旁搔首弄姿的，总之，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姥爷虽然不打她，但有一次实在是太生气了，就把她提起来扔到床上。我舅舅却总是一副很文弱的样子，看来比较乖，因此在外面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妈保护他。
我妈小时候长得黑乎乎的，长大后却突然变白了。那是有了自行车之后，有一次，她冒着暑气在大太阳底下拼命地学骑车，结果中了暑，晒得浑身起了泡泡，休息几天后，她身上脸上都脱了一层皮，结果皮肤就变得白白嫩嫩的了，而且还有了双眼皮，漂亮了很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2）
1936年，我妈正在北京女一中上学，好动的她也参加了###，还参加“民先队”，那是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我妈这么活跃，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我妈她们的安全，就帮助她们这一群希望到太行山去抗日的学生秘密地离开北京。
那天，她们在北京一个郊区集中，由一个河北来的交通员带队。那人很干练，带着她们爬山、行军、过封锁线，一路瞒过敌人的耳目。当时，走了许多路，有一次从一个山坡下来，她们实在走不动，就顺坡往下溜，结果把裤子都磨破了。
到了解放区以后，她们就参加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战、组织妇女支援前线，还带领群众跟着八路军躲避日军的“三光”政策。她跟我讲：最危险的一次，是她传染上疟疾打摆子，她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跟不上大队，就被安排在一个山洞躲起来，准备听天由命了。那时她病得很厉害，藏在山洞里，看到很多日本鬼子大扫荡从洞口下面经过，幸运的是，最终她没被鬼子发现。
后来她又到华北大###合大学高中班读书，据她后来讲，她要求入党时还费了很多周折，原来他们的支部书记因为追求不上她，就整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让她入党。当时她压力非常大，但总有一股不认输的劲，于是积极向党组织申诉，终于在1943年8月入了党。
我妈长得特像现在的电影明星斯琴高娃，她的嗓子特好，还参加过延安的合唱队。她说：如果继续留在那里的话，她就跟王昆一起成了歌唱家，但她不喜欢搞文艺。后来我妈进入中央军委外国语学院于英语系学习，就跟我爸在一起了。那时，我爸是英语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英语很好，因为他在新加坡读中学时，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我爸是马共归侨
我妈说：一开始她还嫌我爸是南方人，又矮又不帅。她说东北的小伙儿长得漂亮。但最终她选择我爸，是受了我爸他们那一帮华侨的影响。那时，华侨们在一起很团结、很开心，总是互相帮助。而且华侨有钱，他们相对来说穿得很整齐，又讲卫生，还经常请她上饭馆。在一帮华侨的撮合下，我妈最终嫁给了我爸。但是，在我爸的传记里，他写的跟我妈说的可就不太一样了，那是另外一个版本。
说到爱干净，我爸说：他2002年去太行山，到他当年抗战时住过的村子探访。当地的老乡还记得，当年八路军里有个“外国人”每天要洗澡，数九寒天时候，他就在河面把冰凿开一个洞，拿冰水冲凉。其实，那“外国人”就是我爸。直到现在，我爸90岁了，在北京仍然是无论冬夏，天天洗冷水澡，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爸叫彭光涵（原名：彭海涵），他的祖籍是广东陆丰县（现在归揭西县）的客家人。我爷爷叫彭获璧，字聘三，是教书的秀才，还懂中医，在乡村里很有威信。但他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我奶奶叫庄贤娘，带着我爸他们大小八个兄弟（我爸是老七），生活越来越艰难。1925年，彭湃以海陆丰为基地领导农###动蓬勃发展，斗地主，分田地。我的几个伯父也参加了农民自卫组织，我爸还当了儿童团员。后来，地主又组织还乡团，杀暴动的农民。1928年在战乱中，我奶奶拉家带口下南洋，在马来亚安下家来种菜、种树胶。那时候，我爸才10岁。我曾问我爸：“我奶奶才一米五左右的小个儿，怎么能带你们几兄弟还有我姑妈一起漂洋过海的呢？”他告诉我，我奶奶是从印度尼西亚嫁回家乡的，她会说印尼话，也会说马来话。据说我的曾祖母是荷兰殖民者中的平民（也有亲戚说是印度尼西亚土著人，反正不是华人）。在船上，凑不够的路费，她可以帮工，还可以向船老板欠着高利贷，等在马来亚挣了钱以后再还。到了马来亚，她去找当地土人谈，要了一块地安家。那里的气候好、土地肥、树木又多。砍了树盖房，开了地种菜，挖了塘养鱼。我两个伯父还去英国人办的橡胶园打工。我爸读书时，因为家里穷，所以要靠给华侨学校帮工并得到当地的华侨商人郑经伦的资助才坚持读到中学。由于他的成绩很好，郑经伦又介绍他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通过了入学考试后，郑先生把他推荐给该校的董事长李光前。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李光前是马来亚、新加坡的著名华侨企业家，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女婿，由他资助我爸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我们家后来还清了债，还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开了两间药房。我奶奶当年领着五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