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每年9月份都会组织去农村秋收，虽然这一年社会动荡，但还是有老师组织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南口的山上帮农民秋收。
南口在京郊北部八达岭长城的脚下，是有名的古战场。这里的山也特别漂亮，沿着盘山的石板路走上去，在山洼里出现了一个小山村，这山村之上还有一个山村，一上一下相隔两里地，村民都是一个姓的。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先帮他们收小米、割谷子，再到山下的大田里帮忙。
大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村里的壮劳力就赶着牛去犁田。农民们用来赶牛的牛皮鞭子，跟手腕一样粗，足有三四米长，从头到尾一路细下去，到了最末梢就是几根牛皮绳，很细。这种鞭子现在只能在马戏团的舞台上才能见到了。老乡赶着两三头牛犁田，一边吆喝一边抽鞭子，鞭子有力地甩出去，“啪”的一声，响亮极了。可我们拿起鞭子来却怎么也抽不起来，有时还会抽到自己。那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北京山里的农民真是太帅了。
收完谷子，要用三匹马拉的大车运回村。赶车的是个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他用白羊肚毛巾包着头，光着膀子站在车辕子上，背靠着粮食垛，上陡坡的时候，他在头顶上抡着车鞭子，甩出一串“噼啪”的脆响，嘴里还大声吆喝着，给那三匹正埋头奋蹄的大马鼓劲儿……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我都看呆了。记得生产队长是个女的，据说跟赶车的小伙子正在谈恋爱，女队长长得很壮实，嗓子也好。吃完晚饭，她招呼大家开会的时候，从山下往二里地上面的村子一喊，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收完谷子以后就是收枣了，这个活儿更好玩了。满山都是枣树，大的像鸡蛋一样大，小的也很饱满，又脆又甜，可比在城里街上买的好吃多了。我们提着篮子爬上树，一边摘一边吃，几天下来，我们都长口疮了。
刘安阳的房东特别喜欢他，房东的媳妇也特别照顾他，知道他有胃病，每天中午，就用新打下来的玉米磨粉，做了凉粉给他午睡起床后吃。让我们羡慕死了。
在田里劳动，常见一个和大家一起干活的老头，他的上衣胸前缝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反动地主”的字样。老头有个傻孙子老跟着他前前后后地跑，那傻孙子也快成年了。在田里干活就什么阶级斗争都没有了，有时女村长来了，也会叫他一声：“爷爷”。
在南口山里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可以骑驴。从村里到山下的大田去拉粮食，我们每人发了一头驴。村里人告诉我们：骑驴要骑驴屁股不要骑腰。我一上驴背便适应了，过悬崖时也一点也不害怕，骑着驴“颠儿、颠儿”地跑下山，回来时再拉上粮食。 。 想看书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5）
那时已经有少数同学是去“串联”回来了的。所以在劳动休息时，我们也交流一些串联时的见闻。因为我是最先走出去的，在同学中应该也算是比较会玩的，就有四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边疆、朱仲为、马克立和刘鸣晓约我回北京以后一起去“串联”。他们还做了很详细的去内蒙、新疆和四川的计划。并让马克立管账。
我家的钱都是放在柜子里的，我们自己拿了钱，只要向妈妈讲一声就行了。第一次串联我带了30元，走到最后钱用得光光的。这次串联我就带了40元。我还背上了一支小的竹笛和我家那部很漂亮的相机。
将近10月了，我们沿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铁路——京张线北上。先去内蒙的呼和浩特，再去兰州，这一路见到了长城，坝上草原和沙漠。兰州的火车站在一座山下，火车从山洞钻出来，汽笛一响，那回声可以飘过兰州城传到黄河对岸的山上。在兰州我们参加了一次省委书记汪峰与各地红卫兵对话的大会。大会在一座礼堂里召开，虽然有红卫兵用很不礼貌的话语质问汪峰，但还不像北京的政治运动那么野蛮，更还没有开始“打、砸、抢”。
从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火车上参加“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已很多了，我们没有抢占到座位，就在车头后面的车厢门口的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睡，好在那扇门基本上是不开的。三天所见，新疆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个小站有人下车，只见他背着行李走进那暮色苍茫的戈壁滩，真不知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最后一天，我见有人爬上行李架上睡觉，也就找了个空隙爬上去，在行李之间蜷缩着睡了。当我一觉睡醒，觉得腿脚已经伸开了。睁眼向下一看，只见对面窗口的阳光中，坐着一位扎着红头绳，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大眼睛姑娘，她美得让我看呆了。她突然抬眼看了我一眼，四目相对，我们都羞得涨红了脸，转过头去。
新疆的早晨七点是北京时间的九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天已大亮，我们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只见皑皑的白雪把这座天山脚下的城市装扮得洁净、美丽，像童话的世界。
我们住进了新疆大学，没有带大衣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领到翻毛羊皮袄。有红卫兵在自己穿着的羊皮袄的背上用墨汁写上“炮轰”、“造反”的字样招摇过市。
大家都是打地铺住在教室里。我们刚安顿好，就有个###岁的维吾尔族小朋友跑进来用维族普通话向我们要毛主席像章。我送给了他一个，他立刻让我帮他别在自己小西服的内衬上。别好后他连蹦带跳地跑出教室，在门口一见到他的小伙伴们就得意洋洋地双手把小西服敞开，很帅气地做了个“牙克西”式的舞蹈动作，引起小伙伴们羡慕的叫声……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6）
乌鲁木齐的集市非常热闹，有卖羊肉馕的、卖哈密瓜的、卖西瓜的、卖装饰美丽的腰刀的……烤炉的烟火和面锅的蒸气拌着各种香味扑面而来，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么热闹的市场在内地是很难见到的。在这里买肉馕不用收粮票，这里的瓜果都特别的甜。
当地政府招待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看了一场新疆歌舞团演出的歌舞晚会。那台晚会可真热闹，既有欢腾的维吾尔族歌舞，也有《造反有理》之类的红卫兵歌舞。当地政府还组织大家去石河子农场参观。我们自己还去拜谒了毛泽民、陈潭秋等烈士的墓园。在每个地方我都支起脚架，来个合影留念。
没过几天，突然发现我们都招了一身虱子，浑身痒痒的。于是就赶快搭上了去西安的列车。车上更挤了，我们白天坐在过道的行李上听一个上海“支边”女青年讲他们在农场的生活和牢骚；晚上困了就钻进椅子底下睡得很香。一到西安就找了个旅店住下来洗澡、用开水烫衣服，终于把虱子消灭干净了。我们又精神抖擞地登上去四川的火车。
成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街边小店卖的醪糟汤圆和各式精致的小点心；而在从成都经内江到宜宾的路上，资阳的豆瓣辣酱也挺棒。这一路的火车车厢是老式的，两节车厢之间没有壁板，只有铁栏杆，在这里看风景最好。一路上我大都坐在这里，背着风吹起了竹笛。
宜宾坐落于岷江和金沙江的汇流处，从宜宾往下的江段才正式叫做长江。这里两江夹岸，对岸都是壁立的大山；岷江是清澈的蓝色，金沙江是混浊的黄色，两江汇流卷起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宜宾的码头外有许多运货的帆船。船工们高亢激烈的号子声，穿过晨雾在峡江上回荡。
宜宾是一座古城，城中有一座天安门式的古城楼，城墙的颜色是灰的。我们住在政府招待所里，客人很少，服务员每天都给我们换洗被套和床单，干净极了。
从宜宾乘机动客轮顺流直下去重庆，同船有一位青年女教师带着一群中学生，他们是参加“大串联”去北京的，他们一路都在唱歌。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也邀我们唱歌。我的同学就推我出来给大家吹笛子。那女教师见我的毛皮大衣破了，还取出针线来帮我缝上。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红岩村、白公馆和渣滓洞，还去南岸的南温泉游泳。本来我们想去三峡看看，结果船都满了，买不到船票。这时候中央发出了通告，要学生们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已离家一个多月，有点想家了，而且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登上回京的列车。这时候，火车上人多得就像现在的“春运”一样。晚上我就钻进椅子底下去睡觉，那时候到底还年轻，在椅子底下也能睡得很踏实。第二天天都大亮了也不想钻出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7）
“咱们班没有一个大傻B！”
此时的学校已基本上没什么人管了。那时候，不论什么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都可以加入红卫兵，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叫《红五星》的红卫兵组织，还到学校办公室去开了证明，刻了个公章，还照猫画虎地写了个宣言，盖上章贴出去。有个同学会画漫画，我们还把从各地带回来的传单刻成蜡版印出来，然后就骑着自行车把漫画和传单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去贴。
12月26日刘安阳等几个同学告诉我，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破私立公”的大会，我们就一起去看热闹。我们来到那里时，里边已经是人头涌涌的了，我们挤过人群，在楼上雅座凭栏下望。会场上很多人都穿着旧军装，还有穿将校呢的。开始登台的是我的小学同学孔丹，我记得他当年很会画画，长大以后仍是很斯文的样子。由于那时很多革干子弟和军干子弟家里都受到冲击，父母被“打倒”，那些年轻的初中生火气很大，他们说起话来还是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架势。孔丹原本还在台上维持秩序，但怎么也压不住，会场气氛沸沸扬扬的。
那时人民大会堂经常举行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红卫兵各派都可以上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