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出自于近代国学大师对于词工的点评。而“境界”二字，应不独是词工上的高低，我想，这种境界的达成，与文学和人之学应有同工之妙，更是一种相得而益彰的自然华彩。这就犹如美人之出浴，无意间已是惊艳无比，也如同英雄之叹，无声之际已令人扼腕。意境之境也，乃是天人合一的征兆吧，抑或就是我们所言的心言显露。
记得少年时候，学自由诗之前，也读古诗，还曾学诗，后来也试着填词，对于意境二字，也是模梭两可的理解，当时想的就是，如何捣鼓出一条名句来，让同学和老师夸奖一把。诸君看看，这种文化的虚荣心，十二三岁便有了，若不是早一些自省到，则不知要愚蠢到几时呢！后来回观中国的诗词，再结合眼前的文化人来看，发现很多都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吟诗填词，都很刻意地追求那一种神来之笔和惊世之句，摇头晃脑之间，念叨的是杜老先生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境界，讲求的是孟和尚“推敲”的功夫。那个时候，便觉得这个文化里头存着一些很大而又弄不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很简单：文化是不应当让一个孩子觉得头脑晕眩的，然而我所感受的中国文化，怎么就会觉得头晕目眩呢？我一直都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过敏反应，更可能是我很笨，然而到现在，我仍然有这种晕眩的感受。事实如此。后来我观察我的儿子亚马，我发现他似乎也有同样的症状。
像王国维这样的先生，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之代表，而他所鼓吹的，也是专注于这种中华学说中的几个字，究其穷尽，从而造就出绝深的地位。而另外也有一批专注于《红楼梦》的学者们，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见到过他们几面，这些人自称为红学一派，当这个世界年轻的人们稍有狂语，就会被他们出来纠正，好像红楼那一梦就是他们的专利一样。等等这些，都是让人晕眩和不解的。
文化的妙处，亦如王国维所称的意境一样，是一种生命与自然相通的活态，即是鲜活的，不停止的。学诗读词也应有这样的态度，即是鲜活的、自己生动的。你觉得好便好，那便是好诗好词了。所以，我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作文章，来写《华文漫史》，写到哪儿算到哪儿，便是自己觉得好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真境界吧。在这样的境界之中，宋朝倒也真是出了好些个真词人，活得也真我。
今夜平安，转眼又是新年，看看世界，扪心而自省，有许多的心情，难以尽释。在此也录词作一首，词牌名曰《青玉案》，作者辛弃疾。权作为穿越时空的知己感言，也计为中国诗词文化的一番兴叹，亦作2007年圣诞新岁之祝：
诗词的兴叹（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镂，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词录完。平安夜12时19分。再见了，2006年，我将和人类一起共同去到新的未来。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1）
今天是2007年1月1日，已经是这个世界共同的新年了。圣诞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气氛，似乎要比这个元旦更热烈。看来，世界的主题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魅力了！
就在昨天，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30日被问吊，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一位总统被处以绞刑令许多人开始对世界有了重新的思考。从个体到民族，从国家到世界，新的尺度正在改变所有的传统的价值观。这场冲突的发生，表面上是国家、民族、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党派之间的斗争，而更为深远的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人类价值背景则通过这一事件而浮出在这个世纪之中。全球化已不仅仅涉及到经济和我们的生活，它也开始在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我们唯一不清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意识形态才是真正属于人类全部的共同利益价值观？
第二件事是关于写给我儿子亚马的那封书信集《类物质》，我在昨天再看到它时，邓抒已经将它们校对完毕，我才发现第十二封信只是刚刚写了一个开头，写这封信时是2004年的6月，开头是在西斯廷咖啡馆写下的，后来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搁置了，估计是因为忙。于是我在2006年的最后这一天里将这封信补写了。这是迄今为止为时最长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这两种动物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行为差异，并非仅仅是形态的不同，而根本在于它们不同的思维速度：兔子一刻钟可以思考的事情，乌龟则需要花上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有些类似于电脑的软驱，运行的速度快慢决定了电脑的等级。反过来，这个小故事启发我们想到，一个国家如果思维过慢甚至思维停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智力则不会高到哪里，而这个国家的行动亦将相当缓慢。事实上，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这种极其缓慢和缺乏变化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种猜测。
我之所以提出“国家智力”这一概念，是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一话题，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科学的专门研究。有那么一些相似的概念，与“国家智力”有着一些关系，这些相似概念一般说来是国家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如果再精确一些，就可能是这个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以及历年以来的发明和创造成果等等，然而，我却认为这些并不足以直接充当“国家智力”这一命题的有效论据。
什么是国家智力？我想这一定义与个人智商会有着相类似的地方。综合来看，国家智力的系统中应包括国家文化、国家的想像力和她的创造力这三个重要方面。所以，与“国家智力”这一命题相吻合的应当视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华文漫史》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讨论“国家智力”的必然载体。而我想讨论的，也是从这一文化历史来入手。
在对中国宋朝文化历史的回顾与检视中，不能不将朱熹提出到今天的文字行列中来。这是一位诞生在距今900年的中国文化和思想人物，他所做的事情，几乎成为了中国后来数百年遵循不变的规矩和旗帜。我甚至在想，900年之前的那位朱熹，是否也与我一样，在寂静夜晚里思考着一个几乎相同的事情：这个国家文化的精神以及她的传承和发扬？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朱熹所在的当时，全球化世界以及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还没有诞生，而同一时代的欧洲，也处于一个中世纪的黑暗而经院学说开始盛行之际，学者以及哲学家们甚至政治家们都普遍好古，这种拟古主义与朱熹以及他前期的程颢、程颐兄弟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与此同时，欧洲人对基督的狂热使他们热衷于追随教皇的十字军参加与回教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仅仅在一百年之后，一名来自佛罗伦萨的文化难民写出了著名的《神曲》，这个人就是但丁。他是一位诗人，同时更是一位清教徒式的哲人，他在那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吐露出人类的心智。这个时候的中国，正是南宋屈膝于强大的金国之时，朝廷中充满着议战与议和两派的激烈争论，而整个国家，早已是内忧外患而危机四伏。在朱熹与我二者之间，这些不同的历史背景似乎决定了我们在思维上很大的差异，同时也影响了各自观点的相同而又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共同都追求为这样一个国家找寻到她的精神支柱和信仰，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朱熹则趋向于将这个精神与信仰的本质归结为“天理”并由此而放之于四海，并将“天理”与“人欲”直接对立起来，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并没有使“天理”成为这个国家的精神而是使之成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枷锁。而我则期许于中华文化与人类世界的交融，并以科学观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尺度来敦促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我的目的是使人认知历史规律，从而使人获得精神解放，找到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所以，假若我们能够在时空中相遇，我估计不会有怎样愉快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我的言辞在这样一位被世人所尊的理教老学究面前将表现得极为不恭，更没有什么师道尊严的讲究，所以，估计结果会更加严重一些。
国家智力与朱熙理学（2）
我在阅读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史时，渐渐感觉到一个不易被发现的问题：人类究竟是在以何种价值标准在建构他们的文化？当人类处于一个漫长封建国家时代中时，究竟是什么人在建立这样一个文化的体系和标准？这个体系所考虑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而这个体系和标准所依赖的依据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便涉及到了人类自身价值观的根本命题。我在想，人类的诞生，其最初一如上帝的婴儿，是鲜活生动的，而同时，也避免不了最初的茫然。有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这段时间究竟经历了多久），他们在自然宇宙所赐予的大地上谦卑地生存着，他们生存的范围并不大，周围是更多莫测的危险和劲敌环伺。按照今天的古人类历史研究的成果，人类的直系祖先来自于300万年前的东非，到了2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们开始学会的直立行走并学会的使用火和制造粗糙的石器。地球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即7…2万年前，经历了自然巨大考验的直立人开始演进成为智人，到了2万年前的时候，巨大的冰川开始从欧洲和亚洲退却，太阳的光芒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森林和绿地开始取代冰川和苔原，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是一部漫长而纯粹的大自然篇章，人类在这部恢宏篇章中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逗号。然而，这篇巨著的作者或许没有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