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返回北京后，张竞生专程到文华胡同24 号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探访李大钊。在客厅兼书房的西厢房里，李大钊客气而亲切地接待了张竞生。李大钊兴奋地向张竞生谈论此次在上海会晤孙中山的情形。上一年底，李大钊曾陪同受列宁派遣到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第一次会晤了孙中山，这番再次相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体贴地说，孙中山先生对蔡元培、张竞生等要求他下野的电报并不介意，相反，经此事变，他对中国社会各界有了更深的体察。在与李大钊推心置腹的倾谈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仅仅依靠少数地方军阀是行不通的，必须向苏联学习，与共产党联合，走民众的道路。
孙中山成了李大钊和张竞生谈论的中心，两人越谈越投契，不觉已到午饭的时间。李大钊邀请张竞生在李家便饭，张竞生也不客气，爽快地答应了。李大钊便引着张竞生来到中间的餐室，刚刚落座，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大姐就捧出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北京普通馒头，两人意犹未尽，边吃边谈。赵纫兰大姐又陆续上了两个素菜和一碗蛋花汤。饭菜虽然简单，但谈话的内容却愈发丰富了。这时，桌上的饭菜似乎成了他们谈话的道具，李大钊一边掰着手中的馒头往嘴里送，一边恳切地邀请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认为，在非宗教同盟运动与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张竞生的成熟表现及其与自己的默契配合，实际上已经发挥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再说，张竞生是老同盟会会员，虽未转型为国民党员，却也是理所当然属于国民党阵线的，目前，已有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到国民党，国共合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十分愿意介绍张竞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共赴战场。
张竞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虽也有所担当，但却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发展。因此，尽管心里感激李大钊的信任，表面却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他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眼睛一亮，满怀期待地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张竞生：“第一，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要叫‘中国苏维埃’，如果定名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李大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去年正式建党时，就已明确定名叫‘中国共产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的初始阶段，并且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连张竞生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不太了解内情。
张竞生继续说：“第二，在新疆创立根据地，进可逐鹿中原，败可退守苏联，这样党可处于进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党员到军队中任职，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发动兵变，掌握政权。”
李大钊对张竞生富于远见的建议深表赞许，表示要与党的领袖和苏联代表商量反映张竞生的意见。李大钊始终感到张竞生人才难得，因此没有放弃对张竞生的争取。
席上，没有大餐，没有饮酒，但两位知心的同事兼战友却感到滋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时，赵纫兰大姐斟上了两杯淡茶，李大钊和张竞生以茶代酒，郑重其事地碰了杯后，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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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生水起（1）
在北大教授中，除了李大钊，张竞生认识较早、交往较多的要数胡适。他们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学系，年龄也相差无几，因此，彼此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当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适博士无疑是风头最劲的一位。他年纪最轻，二十六岁就被聘为教授，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北大“老兔、中兔、小兔”之雅称（蔡1867 年生、陈1879 年生、胡1891 年生，都属兔）；名气最大，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高揭白话文的旗帜，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并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术新锐，他一手写白话文，与林纾等复古派叫阵，一手写系列考据文章，向国学权威王国维挑战，更以一部被蔡元培称誉为“截断众流”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毋庸讳言，胡适也是麻烦最多，他先是与刘师培、黄侃等展开了“白话与文言”之争，后又与李大钊、陈独秀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很多瞧不起他或者看不惯他的，认为他是徒有虚名的文士，热衷利禄的政客。国学大师、史学系教授陈汉章有一次上课时，举着胡适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颇为不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到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则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并且断言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就会写不下去，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下卷始终没能出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被讥笑为“上卷博士”。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夜之间暴得大名，风云际会，长袖善舞，不免使人眼花缭乱，也很让一些老冬烘产生了那么一点酸葡萄心理，连梁启超这个“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的政坛学界风云人物也不惜自低身价，打上门去，对胡适的新著评头品足一番。
1922 年3 月4 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演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扩大影响，梁启超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
北大哲学系很有几位名教授，而且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
据说在北大红楼的三楼四楼，胡适和梁漱溟便打过哲学对台，西装革履的胡适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在三楼上“印度哲学”，场面煞是好看。胡博士讥笑梁先生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先生则说胡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孔圣人批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此次演讲，梁启超御驾亲征，自是不同凡响。演讲当天，北大三院大礼堂挤满了听讲或者看热闹的学生。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这次演讲的目的、内容和对胡适著作的总体评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入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接着第三节、第四节，梁启超便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展开了具体的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胡先生在书中说，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
二、风生水起（2）
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声情并茂、旁征博引的演讲风格深深吸引着学生们。由于准备充分，材料繁富，第一天没讲完，第二天在原场地继续演讲。梁启超头天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并没有到场，而是忙自己的事情，上午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谈该校国文部的改良问题，下午与鲁迅、周作人谈翻译问题，因为他认为，梁启超这样子“打”到门前来，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他没有必要去自讨无趣。
第二天，胡适原来也不打算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事张竞生教授劝他不妨到会场听听，一是表示你胡适有从善如流的雅量，二是看看梁启超先生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可当面讨论，一较短长嘛。胡适仔细一想，有道理啊，索性来个当面锣对面鼓，看你梁任公怎么说。
胡适便与张竞生一前一后来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学生见状，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场面顿时更加活跃起来。
胡适亲自来捧场，无论如何，梁启超总要给他点面子的。他开场便说：“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梁启超略为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做足了铺垫后，梁启超话锋一转，又接着头天的话题继续批评胡适讲孔子、庄子的不当，古今上下，纵横捭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最后，梁启超总结性地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讲到这里，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