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来提高国民的素质，增长国民的智慧。
1928 年3 月，张竞生草拟了一份着手实施大规模译书计划的公开信，向全国知识界、教育界、出版界广为散发，呼吁有识之士为文化计、为利益计，联合起来，共襄盛举。全文如下：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诸位先生：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以之请编辑七八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兼以经营世界各种名画与雕刻品，使美育及于社会，于艺术与情感的影响也非浅鲜。就赢利来说，单就书籍一项而论，头一年假定出五百本书，每本五万字照低廉售价六角算，又姑定每本的售数为每年卖出三千部计，则五百本书，一年可卖至总数九十万元。此中除去印刷费十五万元（每部照稍高价算为一角），编辑费十二万元，与发行费数万元后，净利几达六十万元，获利之大，可为惊人！而况兼美术品，与外国原书及各种教育品等，总合起来，获利当然甚巨。推而至于第二年，第三四五年之后，则每年再出新书五百本，新得之利与旧籍的盈余，累积起来，则第二年之后获利之大更难预算了。论其资本不过数万元至十万元而已，比较市上无论经营何种商业断不能得利如此之多也，诸先生为文化计，为利益计，幸勿漠视下头所拟的计划。
三、美的书店盛衰（4）
若能努力使其实现，而使我国于数年之内无论何种学问皆有完善与系统的译籍，则不久我国思想界定能起极大的变动，于各方面如文学、科学、哲学、实业等，必能放出极大的光彩。这种关系于我国文化的前途，更非区区的利息所能计较了。
现在国内大书店如商务、中华之类的编辑部，因其制度不善及编辑不得人与其思想的腐朽，以致虽有资本而出不了美善的书籍。我们今后的编辑部重在以专门的人才得以专心编辑各种有系统的学问，尤注重在介绍世界新颖的思想，以便引导我国人的思想与世界相沟通。
张竞生谨具十七年三月作家开书局，本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鲁迅的三闲书屋、李小峰的北新书局、陶亢德的人间书屋、郭沫若的群益出版社、邵洵美的金屋书局、许杰的东方书店、张资平的乐群书店、曾朴父子的真美善书局、陈望道的大江书铺等。有的为了赚钱，有的为了玩票，有的为了保存进步出版阵地，千差万别，不一而足。但以文化人而兼具出版家，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它需要一种眼光，一种气魄，一种抱负，一种担当。张竞生作为一个有着非凡胆识的出版家，毫无愧色地站到了一个时代的最前列。他知道，在这个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老中国，出版乃是当今之急务，因为它是开民智和新民德以至新世界的大事，因此，当《新文化》被腰斩的时候，他又把美的书店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出版经营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译书是急务中的急务，因为他更知道，明清之际思想家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著名思想；林则徐和魏源把“悉夷情”、“翻夷书”，放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首要位置；梁启超更强调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盛宣怀呼吁：“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严复在《天演论》出版后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
做中华民族的盗火者，当中华文明的传薪人。在先哲们的启示和召唤下，张竞生提出投入十万元资本，以数年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二三千本世界名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界最大规模的译书计划。要知道，就在1928 年，商务、中华、世界三家主要出版社的出版物之和是1 569 册，而全国一年的出版总量才2 414 册。张竞生因为出版《性史》而声名狼藉，仍在北大任教的胡适接到北大学生聂思敬带来的这封张竞生的译书公开信后，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
而在整整一年后的1929 年，商务印书馆才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开始编辑万有文库，计划用两年半时间，出版包括百科小丛书、国家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农、工、商、师范、算学、医学、体育各科小丛书，以及汉译世界名著和国学基本丛书等共二千册。可见，万有丛书由各种小丛书集合而成，而汉译世界名著只占据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与张竞生自成系统的庞大译书计划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张竞生又计划进行第二次扩股，以一次入股美的书店股本一千元以上者为限。同时，征求外埠合作机关，计划在汉口、广州、天津，设置美的书店分店，扩大美的书店在全国的业务。
三、美的书店盛衰（5）
然而，就在张竞生雄心万丈地准备在出版界大展宏图的时候，厄运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美的书店，使美的书店饱受摧残。
美的书店毗邻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凌厉的攻势和特色的经营，使美的书店迅速蹿红，生意居然比那些老店和大店更胜一筹。
商场如战场，本来这些老店大店对美的书店突然走俏已是侧目而视，书呆子气十足的张竞生不但不懂得韬光养晦，反而在公开信上对商务、中华的经营说三道四，更加使他们怀恨在心，必欲置美的书店于死地而后快。书店经理谢蕴如也是一个只知埋头做生意的书呆子，平时与由江苏人控制的上海书店业毫无来往，更未聘请江苏人挂名当后台老板或支撑门面的经理。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十里洋场，美的书店生意越红火，就意味着处境越危险。果然，他们勾结上海租界警察局，向上海临时法院控告、起诉美的书店出版发行的性学小丛书是“淫书”，应予处罚。
“性学博士”张竞生因为猥亵诲淫被告上法庭，成为轰动一时的沪上新闻。开庭那天，上海各路大报小报的记者闻风而动，把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张竞生是美的书店总编辑，理应到场接受问话，但他认为这是无理取闹，不屑于出庭，只是委托编辑彭兆良出庭聆讯。彭兆良是资深编辑，还参与翻译过霭理士的著作，对于哪些是性学，哪些是淫书，他最有发言权，又善于应变。因此，在法庭上，面对欧威特检察长的指控，彭兆良不慌不忙、振振有词地反诘道：“检察长先生，你在起诉书里指控我们的性育小丛书是淫书，这是不公平的。这些小册子，我们都清清楚楚写明是从英国大文豪霭理士所著的那部性心理学名著翻译出来的。这部书的英文版也是在四马路你们美国人所开的书店买来的，怎么你们的就不是淫书，我们的就是淫书？这是什么道理呢？”
欧威特检察长愣了一下，傲慢地说：“你讲的没错，书是同一个人写的，但我们外国人有足够的程度，可以看这些书，你们中国人程度低，就不允许看！”
彭兆良沉着地反驳说：“不错，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普遍比你们低，但凡能看我们所译述的中国人，其文化程度，同样与你们一样高，为什么你们可以公开允许外国人看，而不允许我们看呢？”
听到这里，欧威特检察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一同出庭的谢蕴如经理和美的书店聘请的伍连荣律师强烈要求法院公正判决。就在法官们互相磋商、举棋不定的时候，上海临时法院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胖推事冷不丁地说道：“张竞生不是有意诲淫，或许是这样。
但自从你们编辑的性育小丛书，特别是什么《性部与丹田呼吸》等书出版后，上海小报推波助澜，对少年儿童影响很大，这种‘行为的结果’，张某难辞其咎。”
经胖推事一搅和，欧威特检察长气焰又嚣张起来，遂强行定谳，宣判状告美的书店贩卖淫书成立，处罚款三百大洋，并没收全部书籍。第二天，上海法租界巡警开着一辆大货车，一路呼啸着来到美的书店，将店内书籍席卷一空，而由上海临时法院提供的美的书店受处罚的新闻稿及记者采访的花絮也纷纷登上各大报小报的版面，炒得沸沸扬扬。
张竞生对此闹剧视为儿戏，不以为意，照常译述编书，照常大宴宾客，正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但此后每月美的书店总有一次被告上法庭，每次开庭，报纸都长篇累牍大肆渲染，张竞生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在上海滩上家喻户晓，成为各大学争相邀请演讲的社会名流。 。 想看书来
三、美的书店盛衰（6）
1928 年秋季开学后，暨南大学成立文学社团槟榔社，由学生温梓川、许敏、陈毓泰、林华光、黄寄之等五人组成编委会，出版《槟榔》月刊，推选温梓川为主编，内容着重于描写南洋情调的创作小说和介绍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为扩大槟榔社的影响力，编委会决定邀请上海的名流到校演讲，规定每月一人。邀请谁来合适，槟榔社编委会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只好当众付诸投票表决，结果多数赞成先请鲁迅，次请胡适，再请张竞生。
1928 年11 月初的一天，槟榔社成员温梓川、许敏、张庆标一大早就到美的书店拜访张竞生，商谈邀请他赴暨大演讲事宜。经理谢蕴如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张竞生并不住在美的书店，他的寓所是在法租界萨赛坡路，但他每天都会到书店里走走。谢蕴如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温梓川说：“你们先稍候，随便看看书，他今早来过电话，就要到店里来了。”
他们就自由地翻阅书架上的新书，温梓川还选购了一套性学小丛书。正在他们饶有兴味地翻阅时，张竞生进来了。谢蕴如把来客一一介绍，张竞生很客气地招呼他们随意坐下，叮嘱他们不必拘礼。
温梓川带着一丝好奇悄悄地打量着这个声名赫赫的性学大师，只见张竞生个头不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