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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同一期杂志，张竞生又发表了他写作的《性部与丹田呼吸》这样匪夷所思的文字。一方面是真诚地歌颂革命的神圣，另一方面又露骨地宣扬性爱的欢乐，矛盾的张竞生或者说复杂的张竞生绞结在一起，都同样真实地呈现了张竞生处于剧变时期驳杂的精神状态。正像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埃米尔？涂尔干所指出的，人们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一种捆绑在身体上，另一种作为“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而捆绑在社会中。张竞生勇敢地突破这种捆绑，把这种“人性的双重性”显露无遗地呈现于社会中。实际上，《新文化》每期都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刊登他自己撰写的或者友人翻译的关于性学方面的文章，以及回答读者提出的关于性育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第一期的《怎样使性育最发展——与其利益》、《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欢心》、《视觉与性美的关系》，第二期的《第三种水与卵珠及生机的电和优生的关系》、《性的教育法》、《视觉与性美的关系》（续），第三期的《性教育运动的意义》、《医氓与性学》、《性的教育法》（续），第四期的《触觉与性美的关系》、《性的教育法》（续），第五期的《大奶复兴》、《性部与丹田呼吸》、《触觉与性美的关系》（续）、《嗅觉与性美的关系》，第六期的《性美》、《女学生的同性爱》、《女子缠足与生殖器之关系》等，以及每期大量回答诸如“典妻”的陋俗、“共妻”的现象、试婚的可否等问题的性育通讯，无论从刊发文章的数量上，还是从提出问题的前卫程度，《新文化》都堪称是中国第一本性教育杂志。
二、《新文化》始末（6）
为了办好《新文化》杂志，张竞生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但在内容上求新求变，而且在经营上另辟蹊径。作为吸引作者投稿的招数，张竞生除了给予每千字三元至十元的优厚稿酬外，作者还有一成抽红办法的共享利润，这在当时上海滩上是绝无仅有的。正像独门绝活是一个手艺人的立身之本一样，独家新闻也事关一家杂志的生存发展。在《新文化》创刊号，他就刊登了“聘请上海通”的广告：“上海华洋杂处，地广人多，常常生出极有兴趣的事情可以为社会学的资料。如北四川路‘咸水妹’的习尚，所生子女为华洋混合种，极可以借此考究这种结果的良劣……上海有的是流氓，大流氓、小流氓，为财而流氓，为色而流氓，独立流氓，或与外国流氓相结合。
凡此种种奇形怪状的社会现象，不可无专家的著述。有能以此项材料供给我们者，当从优酬赏。”此外，还“征求上海各学校腐败的实状”，目的是挖掘猛料，引人注目。从第三期起，杂志的封面刊头改由红色的美术体书写，下边则是一幅伸开手臂的半身飞天裸女像，显然是为标新立异，吸引读者。从第四期起，新文化社又刊出扩充社员启事，只要各界人士能致力于“使社会美化与情感化”，经本社严格审查之后，即可成为新文化社社员，并将着手在各地组织类似读者会的“美的”机关，如“美的南京”、“美的上海”之类，如果一个地方有十位社员以上者，就能获赠一份《新文化》杂志和一些书籍。在张竞生的苦心经营下，《新文化》的发行量迅速攀升，在短短数期内，每月的发行数就达到了两万份，一度超过了由邹韬奋主编的名牌杂志《生活》周刊。要知道，当时上海大多数杂志每期只印一千本，甚至五百本，而且多半是送人，像张竞生办得这么畅销，的确是少有的。
树大招风，同行倾轧。《新文化》从发行第一期开始，就麻烦不断，其罪魁祸首仍在于打破性禁忌。张竞生在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其中有一节论述了“红花女”的“处女膜”的生理与风俗的意义，本来意在打破处女膜崇拜，有着明显的反封建意义，却遭到巡警局的起诉，被指为“淫书”。
开庭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法官，与张竞生素不相识，却极力为张竞生辩护，说这篇文章讲得入情入理，并非淫书，凭良心断案不能处罚作者。租界法庭的检察长以势压人，非要中国法官按他的意见判案不可，中国法官断然不肯。两人遂在庭中互拍桌子，闹得不可开交，不得不由一位日本籍的陪审员出面调停，两人仍相持不下，只好将案子上诉。上诉法庭也是由租界法庭组成，官官相护，结果仍以“淫书”处罚结案。
自此，租界法庭视《新文化》为眼中钉，经常横加干涉，严格限制刊物的内容。1927 年7 月，迫于当局的压力，为了杂志的生存，张竞生罕见地委曲求全在《新文化》第五期刊登《性育通讯栏紧要的启事》，通告如下：“性育通讯本含有关于性的研究讨论的性质，实为最有趣味的文字。但因当局方面的责难事势将不得不停登。”
马克思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履霜坚冰至，当局先从栏目开始封杀，已使《新文化》的生存举步维艰。
二、《新文化》始末（7）
屋漏偏遭连阴雨，原来那些盗印《性史》，以及假借张竞生名义偷印《性史》续集的不法书商，追腥逐臭，看到《新文化》有利可图，遂将《新文化》一、二期内容汇编为一本《文化史》或《新文化小史》在北京、上海等地偷印，高价出售，败坏张竞生的名声。
还有一些捕风捉影，说张竞生暗中拿了奉鲁军宣传费，创办新文化月刊专门反对共产党；有一些说他与孙传芳合作办刊反对共产党；也有一些说张竞生专门做反革命的工作，不一而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抹黑张竞生，搞垮《新文化》。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攻击《新文化》是淫书，使《新文化》一再受到当局的阻挠，不能正常出版。直到1927 年11 月，《新文化》第六期才姗姗来迟得以出版。
为了回击甚嚣尘上的厚诬，张竞生特意编发了一组稿件，包括梦韶的《〈新文化〉断不是淫书》、王蕴玉的《〈新文化〉是为“救淫”
非诲淫》和他自己撰写的《与〈晶报〉论禁淫书而倡性学的方法》，用以挽回影响，以正视听。王蕴玉认为：“《新文化》是一种最有新思想，最有新贡献的出版物，不但不猥亵诲淫，简直可称是‘救淫’的宝筏。何则？《新文化》所讨论的是就事论事，是根据学理，是说要怎样在这人生不能避免的性生活中求得优美的高尚的快乐的方法，不是叫人去乱淫。”上海小报的翘楚《晶报》曾连续几期刊登文章讨论张竞生的《性史》，并为新加坡的《南星》报所转载。张竞生在《与〈晶报〉论禁淫书而倡性学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淫书是不怕禁的，愈禁愈盛。”“若为一时救急起见，则我意为不可全靠官厅。应由官厅与性育界对于性学内行者共同组织审查处，审查哪本是性书哪本是淫书。其淫书须罚者则侧轻发行人与印刷人，而注重在著作人。淫书著作人虽不出名，但由发行人尽力根究极易得到。重罚著作人，乃为根本的救治方法。”张竞生认为，《新文化》是十分科学的性学普及读物，性学昌明则淫书不禁自禁，因此，要千方百计把《新文化》办得更好。张竞生还天真地在这一期的《新文化》中再刊登启事：“因本刊有性育通讯一项以致引起许多纠纷，遂使本刊前期决定将此项裁去，不意此后收到了许多责备及鼓励的来信，使我们觉得读者的意见确有相当采纳的必要。故今后本栏仍然照登，但以其事实简单文字老到者为主，其美妙的描写而有挑拨性者则拟为汇集成书，仿欧美通例印成私版，庶几读者与法律两得之矣。”
当张竞生还在做着金黄色的美梦时，当局的黑手已经伸向《新文化》，上海临时法院已经宣判《新文化》的死刑，禁止《新文化》继续出版发行，罪名就是《新文化》“猥亵”。从1926 年11 月筹备创刊，到1927 年11 月被迫停刊，《新文化》一共出版了六期。从此，读者固然再也无缘读到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张竞生所谓“读者与法律两得之”的美梦也彻底粉碎。
三、美的书店盛衰（1）
《新文化》倒灶了，张竞生日子过得难免凄惶，但尚未至于失业，因为还有美的书店在支撑门面。
美的书店原由新文化社附办，于1927 年5 月在上海四马路510号正式开张。老上海四马路，是海派文化的基础和源头，中国近代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在这里开办，中国近代历史最久的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在这里创建。“从此，四海报人、笔士，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办报的，则弄得大小报纸百花纷呈；开书馆的，则述著中外，五花八门，弄得一班读者扑朔迷离，云山雾罩；经营印刷的，则机声轰轰，油墨刺鼻；一条统共1453 米长的四马路上，居然有大小书报馆一百余家。真可谓：书山报海，翰墨飘香。”（胡根喜：《老上海四马路》，学林出版社，2001 年）不言而喻，赫赫有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出版界的“五虎上将”已是攻城略地，割据一方；其他大量的中小书局则抢占先机，各出奇招；而刚刚呱呱坠地的名不见经传的美的书店，如何在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求得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
张竞生决定依托新文化社，走一条特色经营的发展之路。美的书店开办的资本金只有两千元，由出资最多的潮州老乡谢蕴如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张竞生任总编辑，再聘请彭兆良等三四位为兼任编辑，负责选题策划与编辑出版。美的书店出版和经营的书籍，以美育及性育为主，著名文艺与小说及诗歌和外国文学等书籍也在售卖之列，定价低廉。四马路书店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