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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竞生苦心孤诣创造的一种“性话语模式”。这种“性话语”新见迭出，其用意是打破一般人对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使男女双方由“肉”的享受达到“灵”的升华境界；从性这种被压抑得最深的问题着手，可以触及人的解放的本质，进而由性的解放达成个人的解放，再上升为民族的解放，因为个人解放乃是国家民族解放的首要条件；而“爱的进化”和“爱的创造”的思想则蕴含着男女平等的因素，在男尊女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具有积极意义。应该说，近现代以来，在理论层面上对性禁区发起冲击是在维新变法之后起步的，康有为首先在《大同书》上论证了男女性爱的合理性，谭嗣同则在《仁学》上对性观念有着颠覆性的主张，他呼吁引入西方科学的性知识来教育普罗大众，而第一个著文讨论性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第一个较为系统地阐述性教育的人是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此外，还有周建人、黄公觉、杨冠雄、陶行知、张伯苓、潘光旦、杨贤江等一大批教育界、心理学界人士先后发表文章，对性教育问题给予关注和讨论。而在实践层面上，除了鲁迅蜻蜓点水地做过尝试之外，真正依托大学开展性教育、进行性文化宣传的，张竞生是做得最早，也最受诟病的一个。
在张竞生的冲锋陷阵之下，性禁忌被打破了，但其所受到的偏见与诽谤却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1922 年考进北大读书的程厚之在《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习生活》中写道：“这一期间，在北大师生中间出现了一些轰动社会的怪事丑闻。首先是教授阶层发生了三件骇人听闻的丑事。一是哲学系的教授张竞生讲授‘美的哲学’，大肆传播他的‘性学’，毒害了很多青年。二是已有妻室儿女的经济系教授杨栋林，追求被称为‘校花’的某女同学，某女同学不胜其扰，把杨的丑行在报上揭露，因而北大同学掀起了驱杨的红绿标语，这个流氓教授不得不溜之大吉。三是生物系主任谭某某乘他妻子在协和医院生产的机会，把寄居他家的姨妹陈某某（我班的旁听生）强奸了，其妻出院后愤懑病殁，他便和小姨结了婚。陈在广州的未婚夫闻讯北来，在《晨报》上公布了他的控诉书，闹得满城风雨，谭某某也是一走了事（此处与事实有出入，原文如此）。”全校三件所谓丑事，就有两件与张竞生有关。1924 年暑假，有一位想来北大报考历史系的学生，刚进到红楼，见到两张关于讲座的海报，一张是李大钊主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张是张竞生主讲性学，该学生回到家里，讲述所见所闻，他父亲因怕儿子入学后受这些激进的思想和科学的影响而惹是生非，强令他改报燕京大学。
北大有命名雅号的传统，就像陈汉章被称为“两脚书库”、辜鸿铭被称为“东西南北人”一样，张竞生则被冠以“性学博士”的别称。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不雅的称呼就像阴魂一样笼罩在张竞生的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可见，为了讲授性学，张竞生遭遇了怎北大红楼西侧：曾经同时出现过两张海报，一边是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的，一边是张竞生讲性学，这见证了北大的学术自由与兼容并包样的难堪，承受了怎样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
一、性学先驱（5）
然而，张竞生并没有屈服于旧礼教和旧势力。他仍然若无其事地讲授性学，并于1924 年5 月出版了专著《美的人生观》，其中辟有专节探讨性学，把“美的性育”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也更方便于切磋与传播。此书一出版，就引起学术界极大的争议，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是北大国文系教授，比张竞生提早四年到北大任教，是“卯字号”的名人，也是文学界的要角。他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除本专业之外，他最感兴趣也最有研究的，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他是一个杂学旁收的学人，也是一个反应敏捷的快手。读过张竞生的新著后，周作人在8 月27 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沟沿通信之二》，亦弹亦赞地全面评价张竞生的著作。
他说：“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在肯定张竞生的新著在反封建方面的价值后，周作人着重讨论了张竞生的性学观念。他说：“我所觉得古怪的是‘美的性育’项下的‘神交法’。张先生说，‘性育的真义不在其泄精而在其发泄人身内无穷的情愫’。这是他所以提倡神交的理由，其实这种思想‘古已有之’。”接着，周作人以《素女经》、《楼炭经》为例，质疑张竞生提出的“神交法”中“意通”与“情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美的生活当然又应当是健全的，所以关于这种“神交法”大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当然也是非科学的。但总体而言，周作人是肯定这部著作的：“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使我们读了觉得痛快。”
此后两三年，张竞生又陆续出版了《美的社会组织法》和《恋爱的卫生》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张竞生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性学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节育和优生的主张。其中《恋爱的卫生》长达二十多万字，是真正代表张竞生性学思想的心血之作。其主要内容从自然界动植物的性反应论及人类的性本能，进而从人生观、社会观、教育观、健美观以及医学卫生的角度阐述人们必须具备正确的性生活和恋爱婚姻生活。书中参证了上百家中外学者的著述以及大量的数据，引用了上千条国内外发表的有关资料与最新信息，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作者对个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性生活和恋爱婚姻生活的看法。
从课堂到专著，张竞生致力于构建一个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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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治主义（1）
1924 年3 月8 日，张竞生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成立“审美学社”。作为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革命性、最有创新意识的人物之一，在张竞生奇思纷呈的精神探索和精神创造的历程中，最为华彩的篇章即将出场。
在成立学社的启事中，张竞生以横扫千军的气势写道：“我国这样的社会丑极臭极了！我人生活无聊极和痛苦极了！物质与精神都无新建设，腐败的旧势力还是依然膨胀！挂招牌的新文化呢，也不过一些萎靡不振的中国式人生观，和那滑头滑脑的欧美式学说，一齐来欺骗诱惑我们可爱的青年！我们极不愿使这些怪现象继续生存下去，遂想建立这个‘审美学社’。一面，注重‘美的人生观’，一面，编辑有系统的‘美的学说’和提倡各种‘美的生活’。希望把研究所得者发为专刊，悬为标准，不但以此为我人创造上组织上理想之模范，并且靠它做我人最切实，最高尚，最美趣的行为之指南。”在逐项分析“美的人生观”、“美的学说”、“美的生活”的主要内涵、重要价值和研究项目后，张竞生着重指出，美的人生观，是高出于一切的人生观。美的学说与美的生活，是超出于一切别的学说与别的生活。世界人类皆当以这些美的观念与事实为生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要以这些美的观念与事实，改变我们那样丑的臭的人心，与腐烂的将归于淘汰的社会。假使我人肯实在地把这些美的观念和事实研究与实行起来，自然于个人上享受无穷的美趣，于学说上得到创造的功能，于社会上有了系统的组织。
这个启事，是张竞生研究美学的总纲，也是他考察人生与社会的初步心得。两个月后，他的第一项研究成果——《美的人生观》出版了。此前，北京学界曾发起一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科学与玄学”，也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周刊》发表长文《人生观》而引发的，该文的主旨是提倡抽象的唯心主义人生观，反对现代科学。北大教授丁文江奋起反击，发表《玄学与科学》，提出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科学的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等问题，此后，又陆续发表《科学答玄学——答张君劢》、《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等长文驳斥张君劢。梁启超、任叔永、胡适、孙伏园、张东荪、吴稚晖、陈独秀等，纷纷著文参加论战。张君劢是张竞生在法国留学的同学，当年他还专门向张竞生请教过如何研究哲学的问题，此次论战，张竞生正值陷身爱情定则讨论的漩涡，根本无法顾及于此。但张竞生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他在等待时机，以他的方式来参与。这次《美的人生观》出版，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的新书广告写道，此书“对于近来甚嚣尘上的人生观问题独有精到的见解”，他以整本的著作来解剖和回答关系重大的人生观问题。
张竞生在北京大学任教前后六年，所上最重要的一门课是“行为论”（伦理学旧称），其研究也最为深入、最为系统。在“审美丛书”
的总题目下面，张竞生有一个庞大的著书计划，将刊行六种书，一是《行为论采用“状态主义”吗？》，阐述行为论与状态主义的异同；二是《行为论的传统学说》，阐明传统学说之不足倚靠；三是《行为论与风俗学》，研究风俗学与行为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