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种族起源考察，日本人并不见得就那么纯洁，它有马来、蒙古及中国大陆南方民族等复杂的血统。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跑到云南纳西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根的。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的民族，东瀛列岛上惟一的少数民族——爱依奴人和少数东南亚移民，占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历史上看，在16世纪海洋贸易来到之前，日本只与朝鲜、中国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而到后来，德川幕府政权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离的条件，实行过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为地孤立强化。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异乎寻常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使他们在思维、行动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里，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备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得很清楚：“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与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的压制，前者典型地表现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过程中逐渐变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后者表现在基督教在日本惨遭弹压的悲惨命运。由于神道本质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种单一、地理孤立的东瀛列岛盛行，而无法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缺乏超越的价值？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传入日本后为什么就会被消化改造，变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体的工具？答案其实很简单：东瀛列岛不具备产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风土与条件，就像公鸡不具备下蛋的条件一样。超越性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开阔多元的地理空间背景和与之互动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教，还有中国儒家文化，都起源于多民族共居的广阔的大陆，就是一个明证，而日本却是一个孤立的岛国。
然而，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事情就更清楚了。两国学习西方差不多起步于同时，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强，而中国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则以失败告终，大清王朝气数从此断绝。这其中固然原因复杂，但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有极大的关系。其差别犹如大船与小舟，在历史的激流险滩中，小舟容易调头，大船免不了搁浅。大船上人杂，主意也多，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你争我吵，结果错失时机。相比举步维艰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得何其顺利，一个“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把举国上下的意志统一起来，德川幕府也颇识时务，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领导历史新潮流的资格，便知趣地“大政奉还”，回家养老去了。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是在满清皇朝的权力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初以铁蹄征服全中国，曾给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创伤。而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它本身又*到了极点。在革命派眼里，它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说领导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国要富强独立，首先必须推翻这个*的异族政权。当时从事革命的志士，已经将满族朝廷排除在“中国”之外，正如陈天华在《狮子吼》里强调的那样：“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之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结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强，迅速实现社会体制的现代转型，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时候，中国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种族革命上。
骨子里的排外
由于缺乏人类意识、世界意识的精神基础，日本人的爱国心总是带着排外心，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岛国主义。这方面留日的中国学子有切身的感受。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中国于甲午败战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学生中，其中四人抵日仅两三周就离校归国，因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读书，考试成绩并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怀疑，认为是作弊的结果，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查他的课堂笔记，还有更令鲁迅难堪的，就是课余时间放幻灯片，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领教麻木的同胞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场面。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娶了日本老婆，生儿育女，没少受白眼，有一次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人”相讥，使他受尽屈辱。女作家凌叔华在一篇小说里，讲述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日中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判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一面，中国少女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日本人的这种排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老外，谁没有一点切身感受呢？租房、就业、考学，出入境登记，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内外”二重标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雄心勃勃地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发，日本的新闻传媒整天嚷嚷国际化，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这是什么缘故？一位日本人说得实在：“我们日本人是岛国之民，生性狭窄，最不善于和外国人交际，要不然现在怎么天天都说要‘国际化’呢？”
在日本的百货店里，日产商品往往赫然标着“国产品”的字样，价格高得叫人头皮发麻，而另有一些款式和质地看上去不错的服装，价格却低得叫人难以置信，一看便知那是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国家的产品。然而，生性节俭的日本人往往宁愿取贵舍贱，不在乎多花日元。这里固然有商品质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心态。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纠纷，不正是来自日本国民对国产品的近乎偏执的迷信，对外国产品的不信任吗？平常，日本人总是喜欢贬低和挑剔他国的产品，达到大惊小怪的地步，日本旅客到国外旅行时常常大包小包，从矿泉饮料到睡觉枕头，一应俱全。最令当地人不满的，是日本人去国外旅游时，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开的旅店，只和日本旅游公司打交道，当然也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消费，即使到了国外，在人家的土地上寻欢作乐，日元依然只在日本人圈子里流通，肥水一点不肯外泄。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曾在夏威夷上演过一场所谓“国际化”的闹剧。在一个黄金周，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涌到了夏岛，为了改变日本人在国际上封闭排外的形象，日本传媒事先炒作，声称此次黄金周不少日本人将体验夏岛家庭旅馆的风味，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咋呼了一番。夏岛居民们也为此做好一切准备，眼巴巴等待钱包丰实的日本客人到来。结果呢，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中只有五六位实现了这个“国际化”计划，其余的人依然故我，躲藏在微型的日字号“文化密封舱”里不肯迈出一步。
前些年东瀛列岛稻米歉收，引起一场大风波。在外国人看来，这未免有点大惊小怪，国产大米歉收，进口就是，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又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又是总理大臣亲自去农村视察，了解稻穗生长情况。看来问题就是出在日本人的那张过于挑剔的嘴，吃惯了自家产的大米，就再也吃不得别国的大米，好像人家的大米全是“糟糠”。日本的媒体也跟着瞎起哄，什么“中国米有沙子、老鼠屎”啦，“泰国米不粘”啦，“美国米用化肥”啦，等等。于是，一场抢购国产大米的狂潮在日本兴起。遗憾的是国产大米虽好，却供不应求，且价格连连腾升，最后贵到是进口大米四五倍的程度。为钱包计，一些日本人只好忍痛割爱。于是，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景象：超级市场的进口大米销售场前，长龙排起，米货顷刻间告罄；同时，在旁边的试吃会会场上，表情严肃的日本顾客尝一口就沉思片刻，然后皱皱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