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暧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介绍。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4）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然而具体到日本，情况就不同，对日本这个曾喝自己的奶水长大，后来负恩杀师的东洋二鬼子，中国人自然不会有好的情感。如果说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面对日本时，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导致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时深感“读西洋书，受东洋罪”之苦， 其情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写到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客观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并不清楚。于是，在“大中华”与“大西方”双重作用下，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一边迅速地将日本忘记。
其实，无论是“大中华”日本观，还是“大西方”日本观，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如果说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话，后者就是将日本仅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于是，日本人的爱国、做事认真、爱美、进取心之类，统统作为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对照而被夸张甚至绝对化，而对其所以然，却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完整的日本，无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当然无从把握。更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将日本老百姓与统治者一分为二，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固然很高明，真的这么认为，就很成问题。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全民的狂热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无一例外都是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是事实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仿佛诺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无视或轻视变本加厉，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遮蔽下，日本的庐山真面貌离我们越来越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青豆书坊总编苏元女士的诚邀，我对《暧昧的日本人》再次作了修订。时值夏日酷暑，闷热难挨，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此番修订不同以往，对全书章节作了重要调整，大刀阔斧，将次要的内容及枝蔓悉数删去，压缩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融入本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文字作了进一步的锤炼。经过这一番瘦身整形，全书精神了很多，主题更突出，文脉更畅通，私心觉得可无大憾矣。
李兆忠
2010年立秋后
活着的桃太郎
日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人物，名叫桃太郎。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物，桃太郎深深地镶嵌在日本人的灵魂里。
桃太郎的出生和成长颇具传奇性：他是从一只又大又好的桃子里跳到这个世界上的，成了一对贫苦老夫妇的掌上明珠，因此称为桃太郎。小家伙也真奇怪，吃一碗长一寸，吃两碗长两寸，很快就长成了一个又健壮又聪明的小伙子。
人小志大，还是个小不点，桃太郎就要去鬼岛*恶鬼，老头老太拗不过他，为他准备了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缝制了袍褂，买了朴刀送他上路，还给他做了一面“日本第一桃太郎”的旗帜，让他打着。一路上，桃太郎收罗了狗、山鸡、猴子作为随从，自己成了将军。
到了鬼岛，一开始对方根本不把这帮小赤佬放在眼里，可是一交手，恶鬼们就招架不住，成为手下败将，桃太郎因吃了全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打起仗来格外勇武。于是就出现这样的场面——
鬼头是个黑脸的家伙，跪在地上向桃太郎求饶。从那大眼珠里吧嗒吧嗒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桃太郎说：“记住，从今以后不准你们为非作歹，倘不老实，决不再宽容！”黑鬼连忙说“不敢，不敢！”又叫小鬼崽们把金银财宝抬了出来，奉送给桃太郎，表示今后决不违命，这次是真诚投降。（引自《日本民间故事选》）
桃太郎就把财宝装上车，让狗、猴、山鸡拉着，凯旋归来，老头老太看见小子带回这么多财富，高兴得合不拢嘴，天皇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深感欣慰，还嘉奖了他。
如果说，流传深远的民间神话故事往往积淀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桃太郎故事意味着什么？
历史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日本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尤其这一百多年来不同寻常的表现，是对这个故事的最好诠释。人们记得，在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日本的小学里，老师举着又红又大的苹果，问孩子们：想吃这么好的苹果吗？孩子们说：想；老师就说：那么就到中国大陆去吧，那儿遍地都是。
日本书人内山完造在《中国人生活风景》一书里指出：所谓的桃太郎征伐鬼岛，带回金银财宝，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行为。他将《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作比较，认为玄奘法师带着猴、猪、龙三种动物去西天，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取经，发展精神文化，而桃太郎带着猴、山鸡和狗去鬼岛征伐，则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且，《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行程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玄奘法师本人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桃太郎》的故事纯属想象，鬼岛更是子虚乌有，这表明日本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教化、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
桃太郎在日本的知名度，犹如孙猴子在中国，由此而衍生的文学作品、卡通电影、漫画，多得车载斗量；以桃太郎命名的酒屋、餐馆和商品，更是不可胜数，这表明了桃太郎在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