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来侵犯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像《南京条约》这样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因此，日本必须把铸大炮、造军舰、兴海军作为当务之急——“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
精通西洋炮术的军事学家高岛秋帆有感于鸦片战争中英军炮火实力，在更早的1840年秋天，就通过长崎地方最高官员向幕府提出改进武备的意见书，他认为日本诸炮家的炮术，已落后西方数百年，毫无可用之处，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
著名诗人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视山阳一带海防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勿恃海内多礁石，*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诗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倚仗大海天险，从中国浙江到日本海路相通，西方列强的巨舰一下子就能到达日本。
仁人志士们还从各个角度总结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清政府*、武备不修，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皇朝统治者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遭此惨败的更深层原因。斋滕正谦谈到中国战败的原因时就说：“清国自称中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他们凌辱。”
不仅如此，日本还从鸦片战争中了解英军的侵略伎俩，汉学家广濑旭庄就说：“清国之乱虽盛，然视鄂罗斯、英吉得掠取其地之道，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俩也，唯我邦一向有备，见清之被侮，更应慎矣。”江户末期的经济学者佐藤信渊还编了一部《防海策》，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说：“本邦与西洋夷无战，难得其议。然天保十一年（公元1840年），清国数十度之战，皆大败，不能与其对阵，最终割地、赔款、求和，因此特地记录清英水陆几十仗的战法并加评论。”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这个天赐前鉴给日本带来三个好处：一、吸取了中国失败的教训；二、及时地加强了军备；三、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列强的脾气，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使日本在十三年后遭遇黑船叩关时，少走了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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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1）
如果说鸦片战争惊醒了日本朝野，及时地为他们提供了前车之鉴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包含着复杂多重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日本朝野各界由于利益背景的不同，对之的看法各有不同。比如，幕府统治集团对太平天国革命当然是深感恐惧，严加防范，惟恐危及自己的统治；一般日本庶民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对太平天国革命怀有同情之心，实际上表达了对*的德川幕府统治的不满；而日本武士阶层特别是幕末维新志士，对太平天国革命缺乏正统性和摒弃周孔之道、信奉基督教而加以责难。然而，这些不同的看法引出的结论却是高度的一致：日本必须加紧实行变革维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幕末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一书中这样认为：“中国的治乱往往和我国的关系至大，决非离我遥远的欧美诸夷可比。”因此，太平天国革命的这一变乱对日本自然会有重大影响，他还举了历史上有名的例子：“过去天平宝字时，唐代安禄山谋反，天朝就命筑紫，加强武备，可见古代朝廷的用心，现在也应如此。”他主张应当以中国的变乱为殷鉴，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止内忧外患联手，酿成不可挽回的败局。
对于日本有识之士来说，这种忧虑是极其自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增加了他们的危机感，他们担心中国的内乱会波及日本，转化成本国的“外祸”与“内乱”。早在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6月2日，萨州的藩医藤龙栋在一封信上就表示：从中国兵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已经到了整个世界都将发生动荡的时代了，因此他预言“日本在十年之内也将发生战争”。这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
1862年一批日本藩士乘坐“千岁丸”到上海，亲眼目睹了西方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现状和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据大树藩的藩士土峰源藏的细致观察：“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见《清国海上见闻录》）他们叹息清政府“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煸乱”的可悲处境，感到日本“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患引起内乱，而内乱又加深外患，因此对同样处在西方势力冲击下的日本也可能发生大规模人民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吉田阴松指出：如果国家混乱，流民蜂起，黠夷就会乘机而至，而最危险的，莫过于流民与黠夷相勾结，内忧与外患相结合。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必须以“厚民生，正民心，养民力”为最大急务。
就这样，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了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鸦片战争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睛。其实，岂止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日后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哪一个事件没有对日本产生过震动或深远的影响？当然，仅有这些外部因素存在，而没有日本那样的敏感的接受系统，纵然天赐良鉴，也会漠视无睹的。
太平天国革命与明治维新（2）
英国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在《日本谍报史》里指出：“日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谍报概念比其他国家更加广泛，也更富有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日本人那样强烈的求知欲，渴望充实自己。这一点始终是日本谍报思想的基础，也是日本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支柱。今天日本已经跻身世界上最伟大强国之列，靠的是收集情报。”的确，日本人都是广义的“间谍”，构成了这个“超敏感警报系统”无数灵敏的小触角。
在一本西方学者《南蛮文化渡来记》的书里，记载“铁炮传来”的故事：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国船因遭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萨南的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子的葡萄牙人，穿着奇装，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骚动。同船的中国人通过笔谈告诉日本人，此乃“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岛民极大的兴趣，而更吸引人的，是其中两位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铁炮”（火枪），试之果然威力不凡。看见这样的东西，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惜重金求购，同时下令手下的工匠金兵卫尽快地学习制作。为了学得技术，金兵卫甚至不惜使出“美人计”，向船长献出自己的女儿。
这使我想起战后日本人到世界各地到处“偷”技术，许多企业就是依靠这种“偷”逐步发展起来的。汽车、手表、半导体、彩电、照相机……无不如此，只要世界上存在比自己好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收入囊中，经过改造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种本能。
一位留日学生在自传中写到：他曾在日本一家生产电器零件的小公司和一帮家庭妇女一起打工，工作较简单，就是用手工将很细的金属线穿进一个部件里，一开始他干得很慢，速度远不如日本娘们，后来由熟生巧，他发明一种新的穿进办法，别人都是一根一根往里穿，他却能一次同时穿三根，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一下引起日本同行的警觉，不断有人窥视他的动作。一个星期以后，他发现，所有日本娘们都采用了这种新技术，使他不胜惊讶。
普通家庭妇女尚且如此，遑论别的日本人。行文至此，不能不叫人感慨万千。比起日本这个近邻，我们中国人显得何其的迟钝和麻木！鸦片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没有唤醒中国人；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内乱，没有真正触动昏聩的大清政府；甲午一役，堂堂的天朝帝国败给了东瀛蕞尔小邦，惊动朝野，但对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日本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意义不可谓不大，但这个运动仍然局限于少数仁人志士；甚至连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主要也限于知识分子，而大多数中国的民众仍然处于蒙昧状态，直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到中国全土、刺刀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脖子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才真正摆脱麻痹的状态。还是毛泽东说得对：要不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不会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一个如此从容不迫、感觉迟钝的民族，与日本这样一个超敏感、进取心十足的国家为邻，实在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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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犹太人”（1）
日本人常常喜欢自比犹太民族，甚至把自己比作“岛国上的犹太人”，与犹太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同情。我读到过不少日本作家、学者写的书，对犹太民族总是大加推崇，对历史上犹太人在失去国土、横遭驱逐的险恶环境下顽强生存的意志、能力和智慧，以及在获得了领土之后依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日本人同情犹太人，有其内在原因。千百年来，这个民族一直为生存问题而困扰：日本列岛狭窄的空间，匮乏的资源，稠密的人口，加上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频袭击，使这个民族时时处在生存危机中。试想一想，要是有朝一日东瀛列岛真的沉沦海底，岛上的人有幸脱出，不就和没有国土的犹太人一样了吗？由此可见，日本作家产生“日本沉没”的危机感，并非空穴来风。
也许除了犹太民族，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着强烈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