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恩泽，所以一日驾崩之后，天下人奉从先帝遗言拥护嗣君，不敢相背。现今太后只是一个妇人，臣等五六个人而已。如果不是先帝遗意，天下人谁人能服啊！”太后听了默默无语。韩琦这时接着又说：“皇太后深处内宫，臣等做官在外，如果皇帝有何调护不周的情况，太后断不能推究责任！”
考察欧阳修和韩琦的这番话，共有三层意思：一是劝说，劝曹太后和英宗和解；二是提醒，提醒太后不能坏了规矩，现在太后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先帝所立规矩基础上的；三是威胁，威胁曹太后如果皇帝出现突然病变或不明真相的死亡，曹太后要负一切责任。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旨在阻止曹太后的废嗣之心。
据说，当时曹太后听了欧阳修和韩琦的话以后又惊又气，，知道大臣对自己有防备之心，但没有发作，后来也没有废掉英宗。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完备的文官体制和宰相制度，以及北宋上下对这种制度的认可和执行，英宗被废几乎可以成为定局。事实上，东汉后期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废立如同儿戏。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哲宗朝高太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更加证实这一论断。
高太后也是出身豪门。她的曾祖是宋太宗时期以武功闻名的高琼，她的母亲就是北宋开国元勋大将曹彬的孙女，而她的小姨就是宋仁宗的曹皇后。在宋仁宗和曹皇后的主持下，她嫁给了宋英宗。宋英宗一即位就册封其为皇后，宋英宗病死之后，她的儿子即位，也就是宋神宗，她又成了太后。在自己的儿子病逝后，由于宋哲宗年仅１０岁，所以高太后开始了摄政。
高太后是豪门大家出身，从小在皇宫长大，已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位置，对于一切变法革新都持反对意见。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她就极力阻挠，也正是由于高太后等后宫的力量，才迫使宋神宗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使得变法没有深入进行。甚至在宋神宗弥留之际，高太后还当着他的面说：“我要给你改某事某事，凡二十余条”。
对待已成年的儿子尚且如此，对待幼孙，高太后就更不客气。神宗一死，高太后以恢复祖宗的法度为己任，立即起用了一批守旧派的人物，对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和文彦博等人大加重用。对王安石的新法一一废除。
宋神宗弥留之际，接受群臣的建议，让高太后一同听政，但实际上一切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权皆掌握在高太后手中。高太后不仅主政，还直接控制着宋哲宗的生活起居，甚至为他指定皇后，哲宗虽然不满意，但也毫无办法。
高太后虽然大权在握，但她和曹太后一样都比较廉洁自奉，处事公正，她在哲宗朝垂帘听政达九年，政治相对比较清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大臣对她的牵制不无关系。北宋从仁宗开始，尽管先后有刘太后、曹太后、高太后三位太后垂帘听政，但却没有出现外戚专权或宦官专权的现象，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这是因为北宋王朝具有较为完善的文官体制的结果。
第四章：文官政府（9）
但太后垂帘听政也给北宋王朝带来恶果，它使得北宋的两次改革都归于失败，高太后坚决反对改革，曹太后也不支持改革。
此外，受太后垂帘听政的影响，仁宗皇帝的性格中少了坚毅果敢多了犹豫退缩。这些对北宋的政治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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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发明”了“风闻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说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此例一开，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势如水火，而皇帝却在一旁偷着乐。
仁宗朝还有两件大事，对北宋后来的政局影响深远。
一件是仁宗对谏官性质的改变，另一件事就是闻名天下的“庆历新政”。
汉唐时期，谏官是隶属于宰相的，如唐朝皇帝身边的“拾遣”“补阙”之类，都属于门下省。宰相与皇帝商量事情，谏官是要在场的，察遗补阙，宰相不好说的话可由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是小官，话说对与错，皇帝接受不接受，可以有回旋余地。到了北宋仁宗时期，则发生了大的变化。皇帝为了防止宰相专檀，开了用言官监视、牵制宰相的先例。仁宗皇帝将谏官和御史监察两个本来有分别的系统，合并在一起。也就是将言官从宰相手里拿过来了。而且允许谏官“风闻奏事”，也就是说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过去谏官针对的是皇帝，现在则成了皇帝约束宰相的工具。宋真宗时即有“异论相搅”的说法，到仁宗时就将其制废化了。北宋以至明代政潮汹涌，党争趋于严重，皆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挑动朝臣互斗的制度，是激发小臣斗大臣的制度。宋代因此而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势如水火，到明代更是发展至顶峰而导致亡国。
“庆历新政” 和“王安石变法”相比，一个侧重于政治体制改革，一个侧重于经济改变。
仁宗朝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庆历新政”。
北宋自开国到“庆历新政”前夕，已历经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到宋仁宗执政中期，土地兼并已非常严重。土地兼并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到“庆历新政”前夕，农民起义已是暗流涌动。而外部则面临辽和西夏的威胁。“冗官”、“冗兵”、“冗费”与日俱增，封建国家陷入积贫和积弱之中。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对西夏的战争失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水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开始思变，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为谏官，一道主持朝政。宋仁宗在召见中，对范仲淹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九月，范仲淹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这个方案共涉及十个方面：
一、 明黜陟，改变以前文官三年一升迁的办法，对于官员中确实有作为、立大功的人，才能提拔重用。
二、 抑侥幸，改变贵族子弟承受恩荫做官的旧法，以减少冗官。
三、 精贡举，考试学子着重在策论经学，不在诗赋。
四、 择官长，严格选择提点刑狱以及各州县长官。
五、 均公田，各级官员要按等级分给职田，防止贪污。
六、 厚农桑，每到秋田，各地开渠修堤，以利农业生产。
七、 修武备，招募卫兵5万，保卫朝廷。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四章：文官政府（10）
八、 减徭役，免除农民的部分徭役，减轻负担。
九、 覃恩信，朝廷有政令，各地必须执行。
十、 重命令，注重政令的统一。
范仲淹的改革方案出台后，欧阳修等人纷纷上书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了几道诏令，施行新政。因为时值庆历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十月，为了贯彻新政，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地检查官员善恶。他坐镇中央，根据按察使送来的报告，将碌碌无为的官员从登记薄上一笔勾掉。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不合格的官员被除名，一批精干的人才被提拔到重要岗位。这样，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
可惜，这些起色并没持续多久。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国治的宋仁宗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４个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虽然夭折了，但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它是秦商鞅变法以来封建王朝最勇敢最重要的一次改革运动。作为改革的前奏，它为二十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
为了将北宋的这两次变法进行比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庆历新政之后的王安石变法。
公元１０６９年２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开始实行变法。１０７０年１２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以推动变法。在任宰相其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至元丰八年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 青苗法，于公元1069年9月颁布。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春、秋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的利息。春天分发出去的秋天须收回。此举沉重的打击了高利贷商人，减少了他们对农民的盘剥。
二、 农田水利法，于公元1069年11月颁布，规定由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分派。
三、 均输法，发布于公元1069年7月。朝廷征调财物时，考虑到富商垄断物资，抬高物价，从而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均输法规定征调权统归发运使，由发运使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情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所谓“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从而打击商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四、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王安石在制定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两年才颁行，从1069年制定到1071年才付诸实施。这是王安石最为着重、最为得意的一项新法，也是对官僚贵族阶层打击最大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