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浦东老街- 第68部分

　　后来，邹师傅确实当上了学校教职员工造反司令部司令，并在稍后革命大联合时，又凭借良好的出身和志愿军复员军人身份，走马上任成为学校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起初，别人无论是叫司令还是主任，邹师傅尚嫌不习惯，好像呼唤他人一般陌生。　

　　倒是家里那四个孩子反应良好。对于别人呼唤自己的主任老子感觉很是不错。孩子们异口同声道，现在出门与早前完全是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要么不提家庭父母背景，一提及自己是主任的孩子，马上吸引一片尊敬羡慕的目光。这与原先伙房里的父亲，哪怕具有抗美援朝的经历，大不相同了。孩子们看来，在学校伙房和革委会主任之间毕竟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并非人人可以轻易企及。　

　　这就让邹主任既不安，又有点释怀。不安的是，无论是食堂烧火还是头上弄顶主任的瓜皮小帽，无非是混口饭吃，本来应该没那么多讲究，用领袖话说，只是革命工作的分工形式不同而已，弄出个三六九等来，或者仅仅只是误会。释怀的是，自己先当司令后为主任，虽然有关吃饭的经济改善不大，但就此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们带来一份自豪和荣耀，原来，这人除了工作挣钱吃饭，确实还有其他意义方面值得追求的额外东西。关于这一点，将他扶上革委会主任快马，还送出很长一程的原校长，现在自己的助手革委会副主任讲的确实没错。　

　　军人出身的邹主任坦荡直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上司令后，首先解放了原校长。在筹建校革委会的时，又提出让原校长担任自己的助手，出任校革委会副主任。　

　　现在，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大会场合，主任和副主任两位你来我往，关于黑和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台上积极互动时，我们的班主任秦老师坐在我一旁说，主任讲的真好，非常质朴还形象生动。　

　　秦老师是*前才分配到校的上海师大肄业生，主要是身体不好耽误了学业。到校后除了教书育人，始终坚持笔耕。秦老师认为，本校一定会出现一位即便不是百分百，也可能九十以上含量的类似高尔基、鲁迅之类的文学人物，而他或者就是合格的人选。　

　　某天，上海解放日报确实在文学副刊上登载了他署名的散文，有一千多字。这下不仅是他，连好多学生都公认秦老师就是规范的文学家，以至于很多做文学美梦的女同学，三天两头放学后提了自己的作文本子往秦老师寝室里跑。　

　　秦老师家居市区，平时住学校单人宿舍。他为人热心，特别是取得文学成就后，本色不变，对于文学青年特别是文学女青年。　

　　我自然也算不上什么好鸟，谨慎地踩着秦老师话尾说，其实，邹主任讲话越生动，读书显得越无用。不认字的他可以端坐在台上，而你包括其他满腹经纶的老师们只能台下听讲。　

　　秦老师愣愣地盯着我看，半天没能回转神来。　

　　好多年后，赵一来我家，不知怎么就扯到了当年中学时期的邹司令、邹主任。赵一说，邹主任七十年代末又返回了学校食堂，还是火头将军的干活。本来是要作为“三种人”加以清查的，后来是他那志愿军身份，也包括官复原职的校长双重庇护才免予追究，勉强过关。　

　　但是，毕竟当过一个时期的领导。邹师傅不仅从此不再食堂提着烧火棍甚至菜刀呼啸往来，常常可以表现出相当克制和冷静。后来，学校食堂完全不堪经济重负，陷入全面的经营被动，实现了人生回归的邹师傅，还积极主动提出个人承包食堂的方案。　

　　得到学校同意后，邹师傅大展拳脚，通过商业化运作，不仅极大改善了师生们的伙食，而且还实现了盈利。不久，被上级教育领导部门作为典型大加推广。为此，邹师傅乘势而上，他向教育局领导提出，老街上所有的教育单位，例如四、五所中小学，再加上更多数量的幼儿园的食堂都可以由他来承包，便于实现规模化经营。

　　建议得到上级首肯后，邹师傅摇身一变又成了邹老板。　

　　赵一是我同学，实际学历也同我一样，小学没能顺利毕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高考后，我侥幸混入大学，赵一也没闲着，同当年千千万万个*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一样，被要求“双补”。　原先初、高中毕业文凭作废，一定要通过双补，考试合格再补发文凭。　

　　赵一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还是老娘舅英明。我们这些当年革文化命的，现在就“双补”一项，等于被文化回过头来狠狠地革了一命。　

　　赵一给我传达的不是类似的大路货信息。他让我猜，在双补教室里遇见了谁。我问他是谁，赵一说，居然看见了原来的邹司令、邹主任，现在的邹老板。　

　　当场，好生奇怪的赵一忍不住问邹老板，你老人家生意做好好的，怎么也想着参加双补，你并非类似我等的目标对象。　

　　邹老板感慨地说，这些年自己终于有点想明白了，一样在朝鲜战场呆过，何以在眼界方面不及老娘舅与万一。自己并不缺乏勇气，缺乏的仍然还是眼见，而根本就是文化知识那点差距，不要说当年批判“读书无疑论”时，将墨西哥弄成黑西哥，成为了老街父母教育子女永远的笑柄，就是没人笑话我，自己也很难原谅自己，参加“双补”算是弥补，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各个方面。

第六章　林官是张家的一名打工者　　张家豆腐店（11）
就读中学时，虽然处于*期间，在“复课闹革命”的名义下，这书读得有点不伦不类名不副实，但我仍然被推举为班长。　

　　这天中午，学校通知说，下午两级课后全班集中去老街中大街的工人俱乐部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　

　　其实，好几天前就已经传出风声，我家对门张家豆腐店里打工的林官成功被塑造成受资本家压迫的样本。阶级教育展览会主要展示张家豆腐店老板，如何欺压长工林官的触目惊心阶级斗争事实。　

　　林官在张家打工确实有年头了。我小时记事起，林官就是张家一个沉默寡言任劳任怨的打工者。看他同张家相处的样子，我们孩子眼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张家的孩子们甚至将他看成家庭一员，有时比父母更容易亲近。因为，林官几十里地的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吃住在张家。一旦张家每月给些零化钱，他总会到三姑娘和五桂婆婆（姑娘）的摊点上买些糕点零食，给张家包括我们这些去张家玩耍的孩子们吃，这就非常容易贴近无论是张家还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关系。　

　　林官离开张家是*爆发以后。其实，当时不要说林官，就是张家那豆腐店也早被关闭并合作了，形成了一家叫做“永远向前进水作商店”的集体企业。　

　　那店离我们学校不远，只是买豆腐没有过去我家与张家对门那么便利，要七拐八弯走很多路。　

　　当然，也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什么特别的麻烦。毕竟，那年头，豆腐也同其他商品一样被成功计划了，到*期间，按人头计，每人每月一张六分钱的豆腐票。所以，豆腐虽然价廉物美，以我全家四个人头计，每月两毛四分钱的豆腐份额，基本上形不成沉重的采购压力。　

　　但是，仍然不能小看这每人每月区区六分钱一张豆腐票，在当年相当长的一个短缺经济时期，这六分钱的豆腐票是明确的身份象征。只有上了城镇户口本子的，才有资格获得。

　　当年，我中学毕业被安排当地农村插队，户口随迁，弄得母亲泪眼婆娑的。母亲说，全家奶奶父母和我全家四口，同在一个屋檐下，眼看下乡的我那张豆腐票弄没了。　

　　张家共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孩张盈英是我中小学的同班同学。　

　　自从林官一并被合作以后，他就住店里的宿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张家三个孩子开始长大了，本身的居住也比较紧凑。林官是极其善解人意的，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把简单的行李一卷，搬出了张家的炕沙。　

　　林官前脚一走，后脚，绰号长脚的张家大儿子就入住原本林官居住的炕沙。

　　所谓炕沙不是固定建筑，只是一间独立形式的木板房子，有门，四面开窗，便于张望，原本是为护卫者值守遮风避雨的，张家后院空地大，就搁在那里住人了。　

　　从小学起，我和张盈英不仅对门也一直同班。　

　　一年级时，我担任班长，张盈英是副班长。二年级开始，班上成立少先队，我俩之间有距离了。不是她个人的问题，据说只是家庭成份背景比较可疑。当年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玄绷成不是一般的紧，学校老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家中开豆腐店的张盈英同学一下子陷于成分被动。　

　　二年级，我是班上第一批少先队员，班上四十个同学，才六人成为首批，自然不可能出现盈英。　

　　三年级，我手臂上别上了三条杠的少先队大队长标志，张盈英才刚刚跨进少先队的资格门槛。　

　　只是，张盈英表面上看性格平静似水，估计心里也不知翻江倒海闹腾到什么地步。　

　　标志之一是，论学习成绩我这个班长兼少先队大队长身份者，自然可以始终不只是保持班上的领先地位，在年级里也是佼佼者。但是其他人不惧，唯独张盈英，她的各科成绩追我不舍。　

　　我并非神仙，也缺乏良好的家庭受教育背景，父母属于文盲顶多是个亚文盲。以至于一旦受外部环境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哪怕是稍稍露出点不尽如人意之端倪，班主任老师就提着张盈英案例作为棍棒，直接敲打我那脑瓜木鱼。　

　　我和张盈英对门。放学未必，毕竟我肩负班上、年级乃至于学校很多课外少先大队的责任。但是，每天上学，张盈英一定上我家来，候着我，迎着朝阳活蹦乱跳地双双携手去向学校。　

　　一次上学途中，我谨慎地询问盈英，眼看这班上甚至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