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的是得不到同学们的接纳！“真的，虽然新移民学生在学校里越来越多，但排斥现象却仍然是存在的，土生土长的香港孩子嘲笑新移民的孩子，不肯接近他们，甚至不肯帮助他们……多番生活的折磨使可怜的新移民孩子变得自卑、嫉妒，不再活泼且沉默。但我更心痛的是：物质的充裕、家长的骄纵使可怜的香港孩子变得骄傲，没有爱心和同情。”信的末尾还附有一首送给“天下孩子”的小诗。“豆腐和苹果”的来信对表示“十分愤怒”。他们认为香港同学帮助“新移民”同学，他们连一声“多谢”也没有；课程给他们拖慢了；他们又不守秩序，上课时交谈，说香港同学坏话；“新移民”来香港之后不做工作，向政府拿“公援”（救济金）……“真是不公平啊！”（信中夹了太多广东话口语，无法原文照录。这个是香港学生中文水平日益低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几年推行的“母语教学”只不过是广东话教学，而且连所谓的“优质报纸”都夹带很多广东话口语，能够责怪学生吗？）接着的来信壁垒分明。读者“小希子”指责“新移民”同学上完厕所不冲水，回家一个人过马路，顽皮。他（她？）最不满的是“新移民”使得香港人找不到工作，许多人失业，只好都去拿“公援”，弄得政府也穷下来了。政府穷了，他的在政府房屋署工作的爸爸也会穷，他的零用钱就会减少。总之一句话，最好不要让那些新移民再进来！！！”（原文为广东话）一位中一学生来信支持“豆腐和苹果”。他抱怨有个“新移民”同学对自己如何不礼貌，性格如何“差”，并表示“我班同学百分之一百都不欢迎新移民来港，希望新移民不再会etoHongKong吧！”署名“士多啤梨”Strawberry）的读者说，大部分内地人来到香港都只是想拿“公援”，根本不是来做工，无论如何，我也是绝对反对新移民居住在香港！”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则认为：“细心想来，其实新移民好与坏根本与他是新移民无关……有些新移民比香港小朋友更勤奋，更有上进心，虽然他们的英文不是太好，但经过一段适应的时期，他们的英文甚至比我们更好！”另一位中一学生虽然认为香港无法容纳太多“新移民”，但也批评那些支持“豆腐和苹果”的读者：“你们说新移民是没礼貌，惹人讨厌的。但请仔细想想，你们有没有做错呢？我觉得你们做错了一样东西，就是……歧视。”《黄巴士》顾问、香港中文大学马杰伟博士写的“后记”同样值得一读。他想听听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怎么看“新移民”问题的，没想到一打开话题，女儿就一肚子的气，很激动地用“超高音量”表示，她支持“豆腐”，“新移民”都不好，不应该来香港。马博士被女儿的反应吓了一跳。我追问她，她认识过多少新移民，她说不多。我问，那你怎可以一概而论呢？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新闻呀！新闻里那些新移民很麻烦呀！”他只能请求女儿试试和“新移民”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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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2）
无论如何，应该谢谢《黄巴士》促成了这场争论，惊醒了不少成年人。因为，孩子对
“新移民”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成人社会不同看法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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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原来是戒烟好地方
2000年3月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八十岁时仍然身板硬朗，别人问他有甚么养生之道，回答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加上连串笑声。不过，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不算特别长寿。我的长辈中多位老太太活过九十，有的也是“抽烟、喝酒、不锻炼”，有的则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锻炼”。所以，世事无常，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作准的东西。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我从来不会劝他们戒酒、戒烟或者节制饮食。人老了，生活中的乐趣本来就不多，还要他们放弃那些嗜好，为的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趣无味半死不活多拖上几年，弄不好还会催命，又何苦呢。有办法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能抽上最好的烟，才真正是为他们着想。不过，我自己还是把烟戒掉了，而且已经整整七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够成功戒烟的几乎没有，有的人说是戒了，但看到别人在抽烟，仍然会忍不住讨一支点上，可见他心里还是很想抽，平时只是强忍着。我却没有这种痛苦。我停止抽烟之后，闻到别人抽烟就会不舒服，甚至反感。据说，戒烟的人到了此“境界”，才算彻底戒了。但我也没见过别的甚么人像我那样戒烟的。实际上，我不是“戒”烟，就只是不抽了。一九九三年，我还在一家美资媒体集团里打工，有一天，公司管理层要全体员工投票表决办公室应不应该禁烟。为了照顾吸烟者的感受，规定须四分之三以上赞成，禁烟令”才算通过。这反倒使我们这些吸烟的人有点不好意思，结果全都投了赞成票。从那一天开始，进了公司，不管在会议室、资料室以及通道等公共空间，还是自己的办公室里，都不可以再吸烟。开头几天，谁烟瘾上来了，就会到门外电梯前那一小块地方，站着抽上一支。不多久，那里的空气就变得特别污浊，垃圾筒顶上堆满烟头，不少还染上口红，由此可以估算出女性烟民的比例并不低。有一天，某位同事在电梯门口的墙上贴出一幅漫画，讽刺我们“物以类聚”的狼狈状况。此后，到那里吸烟的人也少了许多。有几次，我会到办公楼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里，找一张椅子坐下，抽支烟，看份报
纸，倒也不错，如果风和日丽，还有点忙里偷闲的味道。但碰到刮风下雨或者烈日当头，就变成受罪，只好匆匆忙忙抽上几口就回去，一点享受都得不到。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工作实在太紧张，一篇稿子刚改完，本来想下楼吸烟，另一篇等着发排或制版的稿子又送到桌上，这样一拖再拖，常常半天下来没有空隙时间可以吸烟。我的戒烟，就这样开始了。本来，一面动脑筋写稿、改稿，一面抽烟，大概是所有“文化烟民”的习惯。公司的“禁烟令”，等于强制性地把你的习惯分拆为二，写稿时不能抽烟，抽烟时无法写稿。但我打工就是写稿、改稿，而抽烟则已经变成偷闲，相比之下，打工当然更加重要。事情一多，抽烟时间就不得不推到后面，次数越来越少。渐渐的，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烟瘾”小了许多，半天不抽也没有甚么了，再下去，有时从早到晚没抽一支烟也就过去了。就那样，也弄不清楚从哪一天开始，我就不抽烟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戒”了香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甚么决心，或者对自己采取甚么强制性措施。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始终放在桌子上面，抬头就看见，只要自己想抽烟，随时可以拿了就走。之所以不抽了，无非是工作压力太大，远远超过了“烟瘾”上来的痛苦。我有二十年以上的抽烟历史，别人问我戒烟的经验，我就先问他愿不愿意找一份从早干到晚，上班的地方又不可以抽烟，而且时时刻刻都忙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作。也许只有在香港才会有这样的“非人”环境，我若不从内地移居此地，今天可能还在抽烟，甚至更加厉害。另外还有一点，香港住的地方一般都比较狭小，对我这种抽烟的“一家之主”相当不利。回想起来，我的戒烟，还是从家里开始的。一家三口，就我一人抽烟，另外两位就算不公开反对，看到你抽烟时皱起眉头，或者打开几扇窗子，你也会感受到心理的压力。平日上班，几乎每天都要半夜回家，不会再抽烟，大家相安无事。到了周末在家时，不能不顾及她们的态度，只能少抽烟以至不抽烟。一个周末才两天，“熬”过去还不算太难，碰到过年或者圣诞节放大假，那就要整整一个星期“节烟”。能够做到这一点，进一步戒烟就有了初步的基础。说到底，成功戒烟的最大动力一是怕老婆翻脸离婚，二是怕女儿离家出走，三是怕被老板炒鱿鱼。其他甚么为了自己健康啊，甚么奖励活动啊，甚么保护环境啊，甚么节省金钱啊，烟瘾上来时统统不会有用。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抽了几十年的香烟，老婆为他算了笔账，说是他这辈子花在烟上面的钱如果买手表（那时买只手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把两只手臂都戴满。他回答说：别人不抽烟，我也没有见到谁有那么多的手表。”老婆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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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比香港“地铁”多点文化
2001年7月
这次暂不写上海，不写内地的事情，原因是最近去了几次台北，回来又看到香港几个蛋头学者搞的一份狗屁“研究报告”，很想讲一讲台北地下火车“捷运”。那项“研究”的结论居然认为香港人特别喜欢排队，而且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热爱排队的程度超过美国人一倍，十足的胡说八道！任何人只要在香港住得久一点，根本不需要甚么研究，都会发现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乐意排队的人群之一；除非在强制排队而且有人管着的地方，像是银行、邮局或者办入出境手续等等，香港人绝不会心甘情愿守秩序等候。最好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铁站台上面，都画上了一道道排队等候上车的黄线，当中还特别留下让人出来的空档，可是你每次搭乘地铁到站时，哪一次不是被挤着要进车厢抢座位的人堵在车门口？而最近在台北坐了几次地铁，却发现那儿的乘客才是老老实实排队上车的。不仅如此，在所有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面，几乎所有的人，不管老少，都很自觉地靠右边扶手站着，留出旁边的空间让赶时间的乘客走动。香港地铁站里本来也应该如此，但就是有那一对对的恋人、一伙伙的学生、一窝窝的“全家福”，还有那些三五成群的菲佣，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全部空间都挤满。看来台北的普通老百姓要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