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在制造新闻、导演新闻了。他们的行为不单败坏了新闻的专业道德，而且在愚弄香港观众和读者。花钱收买独家新闻的事情，香港以前也有，但像这次花钱制造如此恶心的东西，在香港主流媒体中可能还是首创。这种手法和陈健康的行为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加不知羞耻，我实在分辨不出来。我也搞不明白，那几家媒体的主持者中，不乏有学识、有经验的资深专业人士，有的名气还很不小，为何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全无羞愧之意？当然，他们也可以像陈健康那样把责任一推了之：都是媒体市场竞争压力所致。竞争无非是为了赚钱，为了销路，为了收视率，只要能胜过对手，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他们报道社会新闻是如此，对政治新闻也常常作煽情式的处理。如果这样的媒体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制造新闻，而且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或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利益，那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就不知比“陈健康新闻作假事件”要大多少倍了。
世风日下香港人格分裂
1999年3月
政治人物与欢场女子有染，被媒体披露，且有照片为证，于是舆论大哗，政治人物不得不低头，黯然下台……这一类大大小小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多有发生，并不新鲜，有趣的是竟会出现在香港。事缘三月二十日，一群香港临时区域市政局议员到广东省番禺比足球，其中数位晚上进了一家有“三陪女郎”的卡拉OK消遣，被香港媒体拍下照片登在杂志封面，并指他们涉及“不道德交易”。两名议员随即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有不适当的行为，为此深感懊悔”，除向选民郑重道歉，还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媒体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穷追猛打之余少不了义正辞严地声讨谴责，还有社团领袖、大学学者出来说甚么“破坏选民对他们的信任”，损害社会”，等等。但在冷眼旁观者看来，这件事情还有更加有趣的地方。不妨翻开几份销量最大的香港报纸：前面的版面一脸正气地大爆议员“集体寻欢”的丑闻，后面的版面则绘声绘色地向读者提供“寻欢指南”，令人怀疑那几个愚不可及的议员就是按照报上的指南去“寻欢”的。他们当众出了丑，不是愧对自己的妻子、子女，而是急急忙忙向选民道歉，更是莫名其妙。那些同他们一样喜欢进出风月场所的“选民”，一定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还有那些每天捧着报纸“咸湿版”（色情版）看得津津有味的“选民”，说不定还想请他们写专栏介绍经验。对这样的“选民”，道歉不是多余的吗？世界上可能只有香港的“主流”报纸辟有色情专版，每天有数百万香港男女老少为它们捧场。既然如此，有多少香港人会真正认为“北上寻欢”道德有亏呢？近日有个不明世情的书生写文章痛斥新报纸把黄、赌“推到极限”，被对方轻轻一句“扮清高”就打了回去，还闻到一阵“臭屁”，活该。有一位前立###议员曾公开宣称“女人都是鸡”，今天又有一位颇有声望的议员认为，人在不开心的时候一是寻花问柳，一是借酒消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他们的智商是高是低，留待公论，但他们至少不像某些媒体那样“人格分裂”。在一个到处弥漫淫荡、低贱气息的社会里，在一个“大众传媒”要靠贩卖色情才能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却要求政治人物充当守卫道德殿堂的圣人，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不是要他们“扮清高”吗？美国人就比香港人更加实际，明明知道克林顿“寡人好色”还是两次把他送进白宫。香港回归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变成谁都不敢冒犯的“圣牛”，也变成金权势力在传播界横行霸道、某些新闻工作者甘愿为虎作伥的遮丑布。在新闻自由标签之下，那些人每天都心安理得地大量制造传媒垃圾，这种“人格分裂”是金钱收买良心的结果，是浮士德与魔鬼的“不道德交易”。在道德水平上，他们和那几个“北上寻欢”的议员其实并无高下。过去，英国人采取“不干涉主义”，任由媒体的风气一天天糜烂下去。但英国人在香港放纵媒体色情化，是因为香港终究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英伦三岛的孩子岂有可能随处购买色情读物？现在“港人治港”，特区政府当然不应该再像英国人那样来对待香港某些媒体的行径。否则，五十年不变”的结果，香港的社会风气会变得怎样，实在不敢想象。
通缩阴影下的超市减价战
1999年8月
盛暑八月大事不少，台湾海峡上空的危机乌云正在迅速增厚，中国对付“###功”、北戴河会议以及人民币贬值的传闻也在香港媒体上占据了显著位置。但就是香港本地新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最能引起多数老百姓兴趣的，除了电视界“老二”亚洲电视的收视率急起直追“老大”无线电视外，或许只有超级市场空前激烈的减价战了。今天是星期五，每周这一天早上的报纸总是特别厚，几家超级市场都会赶在周末到来前刊登整版整版的减价优惠广告。但这两个星期和以往有点不同，香港销量最大的两家日报中，东方日报》几乎囊括了所有超级市场的减价广告，厚厚一大叠。而《东方》的主要对手《苹果日报》则薄了许多，超级市场的广告已告绝迹，只有它自己开办仅两个月的“苹果速销”公司（adM@rt），与往日一样刊出几版推销广告。香港几家平时相互竞争激烈的超级市场集团竟然一致“厚此薄彼”，公开抵制《苹果日报》，导火线也就是“苹果速销”的出现。《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使这家报纸每天销量达到三十多万份，在香港日报市场稳居“老二”。苹果》开办之初，他用减价策略迅速打开市场，等对手觉醒过来时，新报纸已经站稳脚跟。发展至今，黎智英手中的传媒集团逐渐羽翼丰满，他开始考虑凭借媒体的影响力向其他领域扩张，新主意就是要利用拥有百多万读者的《苹果日报》来做直销，同香港几家超级市场集团抢生意。黎老板做过成衣生意，办过杂志、报纸，并没有经营零售或超级市场的经验。但他对开办“苹果速销”似乎信心十足，一开业就在香港各个角落设立了四十间门市部，每天派出一百四十辆货车到处送货，雇员人数已达一千五百多。他的策略首先是方便客户，每天十八个小时接受电话或传真订单，只要超过港币一百五十元，隔天就免费送货上门。最能吸引一般消费者的，是“苹果速销”的超低价格策略，像可口可乐在超级市场一般卖港币三四元一罐，减价时也要卖二元多，“苹果速销”二十四罐一箱只卖四十四
元，平均每罐一元八角多点，差不多便宜了一半。黎智英的自信，可能来自他早先成功的经验，即对于人性特点的掌握。像他办《苹果日报》，读者想看什么就给你看什么。你要刺激性强的新闻，我在报道时就为你大煽其情；你喜欢“八卦”，喜欢“偷窥”，我就撒出“狗仔队”到处猎取名人隐私，让你看个够……至于买东西贪便宜，那更是人之本性，当初《苹果日报》就是靠减价战打开局面，现在搞“苹果速销”当然要以价格取胜。但这次黎老板却应了香港人的一句俗话，叫做“老猫烧须”。卖可口可乐毕竟不像办报纸，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苹果速销”卖出的可乐味道却同其他商店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价格高低。然而，你会压低价钱，别人也会降价，而且可以比你卖得更便宜；你送货上门，别人也会那么做，而且商品种类比你多得多。最要命的是，占有香港一大半市场的两大超级市场集团根本不等“苹果速销”有站住脚的机会，就展开全面夹击。八月上旬，李嘉诚的“百佳”超市集团率先发难，宣布把一千种货品大减价，凡是“苹果速销”有的，它一定卖得更加便宜，同样免费送货上门，而且只要下午二时前订货当天就送到贵宅；二十四罐一箱的可口可乐只卖三十五元，差不多回到了十年前的价格水平。它还同《苹果》的对手《东方日报》联手，发动大规模的广告战和网上推销战。紧接着，另一个超市集团“惠康”也加入减价战局，货品价格紧盯对手，你的西瓜每磅卖一元，我的西瓜也只卖一元；对方再减到每磅八角，我立即跟上。顿时，苹果速销”的生意大受影响，“百佳”和“惠康”的店铺则挤满顾客，甚至还发生减价货品堆放过高砸伤顾客的意外事故。减价战一打响，苹果速销”才发觉自己的最大弱点在于货源没有保障。香港几个大超市集团经营这么多年，不仅建立起渗入每个角落的经销网，而且对主要货品代理商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可以用最低价进货，可以赊账一个多月，甚至可以垄断货源。“苹果速销”无法同它们正面对阵，许多货品只好绕过代理商从香港以外进口“水货”。“水货”价钱可能便宜，但风险也大得多，如“水货”食品标签可能不符合香港政府的规定和要求，贩售“水货”可能冒犯同一牌子的本地代理商，都会带来麻烦，甚至惹上官司。“苹果速销”出师不利，目前每天收到的订单只有原定目标的十分之一，估计一个月要亏掉港币一千万元。黎智英究竟会壮士断臂，还是会另出奇谋、反败为胜，外人殊难预料。不过，不管“苹果速销”今后是存是亡，老百姓都应该感谢黎老板搅乱了香港零售超市行业。为了防止再出现新对手的挑战，今后大型超市集团不得不压低利润率，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货品相当长时间内恐怕回不到原来价格，送货上门和网上订货业务不可能再取消，利用最新科技加强全面管理也是势在必行。有人断言，香港零售业的革命已经到来。早先香港人日子好过，物价和工资、租金节节攀升，许多东西的价钱都比邻近地方要贵。但只要收入增加得快，老百姓对东西贵一点也就不那么在乎，一罐可乐四元钱照样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