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绍阳
第一个写他，因为我上过他的课次数是最多的。新闻学院的老师，北影导演系毕业，开的课叫《影视编导概论》。大一下学期旁听了他的课，大二上学期选修，大二下和大三上继续旁听。对听他的课，我这样总结：大一下学期，疯狂迷恋；大二上学期，迷恋；后来热情渐渐平息。我清楚地记得每周三下午七八节课结束后，我总会到合作社买一个老玉米一盒草莓酸奶，绕过电教盛开着鲜艳花朵的石榴树，来到陆老师的课上。教室总是很拥挤，有时候只能倚着墙站在角落里。陆老师穿一件白衬衣，手指总是在漫不经心地玩弄话筒袋上的拉链。他会轻轻夹起粉笔，在黑板上列出一串他喜欢的导演名字，总会有黑泽明、伯格曼、岩井俊二、陈凯歌等人在列。然后他会说点故事给我们听，诸如他在蔚秀园的某个旧书摊偶然上买到了他一直在找的书，于是狂喜如破落书生一般，竟然一时间找不到回家的路。话语间，眼神明亮，江浙柔软的口音若有若无。然后照例会放一部电影，总是毫不艰涩，温暖动人的一部。诸如《狗脸的岁月》、《邮差》、《小鞋子》、《征婚启事》……如此等等。我记得那时，整个教室里弥漫着的是平和而宁静的，甚至有些虔诚的气氛，我记得温暖的老玉米的清香，草莓酸奶在嘴角的余味，电影里平静而温暖的幸福。
然后就这样听下去。他坚持每学期会放几部电影，然后换一些新的进来。遇到放过的电影，我会很乐意听他说完他的故事，然后在熄灯准备放电影的小小骚动时离开。在他的课上，我会不时看到熟悉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是熟悉。陆老师的故事有时候也是熟悉的，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提前在台下说破。后来听说陆老师结了婚，偶尔的一次我听到他讲到朱光潜借钱给某个讲师买婴儿床的故事，感叹没有那个讲师般同样的好运气。讲故事的他，仍然穿着白衬衣，漫不经心地玩弄话筒袋上的拉链，轻轻夹起粉笔。然而我们变了。
〉〉胡续冬
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北大博士毕业，开课众多。大二上学期选了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中的电影》，每周三晚十一十二节，跟陆绍阳老师的课刚好连着，然而两个人讲课的风格却绝对大不相同。2002年4月1日，星期二，张国荣自杀。第二天的电影课上，陆、胡两位老师都放了张国荣主演的电影以表哀悼。陆老师放的是《倩女幽魂》，而胡老师放的则是《阿飞正传》。胡续冬，浪漫、不羁、风格诡异。
每周三，在陆邵阳课上被融化熨平晾干叠整齐了的心情，会在胡续冬的课上瞬间被撩拨得七零八落。胡老师崇拜狂放洒脱的艺术，正如他心仪之地—巴西，那里的狂欢节火辣，桑巴舞忘情。他言语平静，但观点尖锐，激情十足。从不避讳敏感话题，更鼓励学生上台发言，绝不吝惜溢美之辞。胡老师的课侧重文学，似乎电影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然而每放电影，则必不流俗而往往惊人。我记得课上总是有同学听讲课时津津有味，放电影时则中途离席，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播放《露西亚的情人》、《键》和《玫瑰的名字》时，它们或偏激或艰涩，甚或荒诞。然而胡续冬的口味难以琢磨，却让人上瘾。
前几天看电视，换台的时候竟然看见胡续冬，主持教育台的一档节目，和几个小剧场话剧导演在讨论校园话剧创作的话题，颇为自如。想起某一年的未名诗歌节上，他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参加，还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席间与众位诗人相谈甚欢。几周前，在《新京报》上甚至还看到了他的《芙蓉姐姐与喜剧暴力》。他同时还是现代音乐社摇滚青年们的辅导老师。胡续冬不是仅仅属于电影的。
〉〉张中秋
哲学系老师，研究美学，开的课叫《艺术与人生》。张中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她是齐豫，或者三毛、潘越云，总之，都是有着流浪艺术家气质的女性，她优雅，然而不失理性。在我印象里她卷发，穿一件深色大衬衣或者毛衣，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不太记得她抽不抽烟，也许应该是抽的。她主要讲美学，但是爱电影，每堂课总会以一场或者半场电影结束。有时候还会请一些非主流导演过来放他们的片子。然而又不全是这样。她有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她会请朋友过来讲摄影，或者音乐，看得出来他们保持着怎样默契的关系。但是我想，她最爱的还是电影。每当电影开场，她总会站在教室的某个角落里，有时候，就站在我旁边，一起静静看完。然后我看到，也许已经看过太多次这部电影的她，仍然有眼泪落下来。
。。
北大电影课（2）
张老师的课有与众不同的考试方式—跟她聊一次天，告诉她对你自己重要的经历。我考试的那天，在我前面的一个维族同学跟她讲了对一个维族歌手的无比喜爱，而我则说了在迷笛摇滚音乐节的见闻。她很认真地听，做记录，提她感兴趣的问题，然后问我能不能把当时拍的照片发电子邮件给她。我自然很乐意，甚至每当我想要倾诉的时候，仍然会想起她来。
写了这么些，突然想到张元的一句话：“生活很悲痛，但电影很幸福。”毕业了，逐渐开始在琐事中体察生活的悲痛，然而幸好住得离北大不远，幸好北大是爱影者的乐园，幸好……仍然有这些老师，这些课在联播幸福。
万柳……燕园（1）
梁心
来到北大，不管对谁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对我来说，严格讲来，每天都必须面对一次“来到北大”的心理转换。因为我们不是住在传统意义上的“百年名校”北大校内，即所谓的“燕园”；而被安排在了一个传说中的富人区里面的一圈公寓楼，所谓“北京大学万柳学区”是也，简称“万柳”。截至2004－2005学年，每天约有30来辆车往来于其间。我们就依靠着它们和物理意义上的北大发生着关系。
当我得知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有些尴尬的方式继续学习的时候，但很快也就释然了。毕竟，保持距离，是来到一个新地方应当采取的安全姿态。而我也更情愿先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开始。又不是小孩子，没那么容易很快的投入了。来到“北大”（自然是指包括了燕园，万柳，以及传说中的昌平和深圳的某处的精神的北大了）之前，太多的东西已经养成。没有办法，绝无可能再像四年前，我仿佛是一个无性小生命那样，毫无瑕疵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都是新生，我却跟那群意气风发的刚经过高考的孩子们完全不一样。年龄上的差别尚在其次。我想“新生”是一种一去不复的经历，是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不重要。
然后就懒懒地开始了每天从万柳到燕园再回到万柳的生活。
出门，乘电梯下楼，然后就总能看见几个一样要乘校车的人。总有人紧张，见司机已经在车上就会紧走几步，甚或跑了起来。总归要到了车上才比较安心。也有可能，出了大门才发现一堆人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引颈望司机，司机则总是千呼百盼不出来。司机不来，车门不开；车门不开，位置就还不固定，于是一切都有可能，便有了隐隐的刺激。得风气之先者认出了司机，就能预流，但也未必每次都灵。有时司机径直上车，却将车开到大家等待的地方才开门。这样那些自以为聪明灵动的预流者就从先进变成后进，只能站着。
如果已经有足够的人在等了，开门那一刻实在是很精彩的。但因为从万柳到北大和从北大到万柳是对等的，而从北大到万柳的景象更为令人叹为观止，所以就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讲吧。
也有司机早早打开车门，然后就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分别择位而坐。这样比较无趣。尤其是在一个不早不晚的时间上车却又发现一个坐位也没有了，—注意，是坐位，因为被我们看重的是能“坐”—实在让人乘之无味。我跟同学曾经尝试为了坐位而刻意去等下一辆车，但这也只有在某些五分钟就有一班车的时候才好实行。当然，在某些时候，能挤上车就已经很不错的时候，“坐位”就成了奢望。不过，校车毕竟是校车，就算再挤，至少不用担心小偷，就算脸贴在人家书包上，也就一站而已。大家都默默地忍受着。
终于，到了北大。
北大自然是个读书的地方。有了政府的强力支持，一般说来，北大的师资应该是最强的，藏书应该是最多的，自然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尤其，虽然我们刚来到北大不到24小时，长住这里的人并不排外，常常提醒我们“北大”的身份。小贩们会卖着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水杯、T恤、笔记本，要买一支廉价而没有印着“北京大学”的钢笔竟然不可得。如果有苹果上象印着“寿”字一样的印上了“北京大学”，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又比如，我们常常被告知某些事“尤其不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生做的”—幸亏少有要求我们的说有什么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生”去做的。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有些惶恐，惟恐人家看出来我是刚刚来到北大的，而且还是朝秦暮楚，晚上还要回去。
不过，记得只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低着头，仿佛在念讲义，又仿佛在跟随脑中某个还不甚清楚的念头，不知怎的就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时，仿佛已经不在北大，在某个抽象，而且超越的世界，洁净而空旷。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北大的衍生物，让我忘记了我是来到了北大。
我只是来读书的。如此而已。
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时间慢慢走过。时间缓慢得甚至有了些优雅。优美，而且从容。书的世界总是好过真实的世界。
然后就又要从燕园到万柳的旅程。有的人总是匆匆忙忙走到等车的地方，目不斜视；也有人像逛街一样走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