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在福里马克市场，果真买到了广东人种的特别辣的新鲜辣椒。卖辣椒的人说，这种辣椒是从泰国进的种，辣得让人受不了。他们从不吃，即使是摘，都要戴着手套，唯恐那辣椒汁不小心弄到手上，火烧火燎，几天都消不了。
我心里可高兴了。回到家，做菜时，真正感受了这种“小个子”辣椒的威风，呛得我眼泪直流。家里装的防火报警器也响个不停。助人为乐的洋人邻居闻讯赶来，以为家里出了大事。可一到家门口，见我围着裙带，正在掌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请他进来尝尝，他做了个鬼脸，躲都躲不赢地逃走了。
这一顿饭，吃得我五脏六肺都辣得要“跳”出来了。领教了这一番，才真正想到，湖南人所谓“怕不辣”之说该大大打一番折扣了，因为，大伙没有碰到真正的辣呢。
就在快接到家里邮来的昂贵的辣椒时，我又知道这里有两家中国食品店，也有类似的辣椒出售。只不过，这两家店里的辣椒更中国化，更地道一些，青椒是那种长条形的，肉厚，味纯，又带有香油的味道。店家告诉我，这种辣椒是一些中国朋友（主要是湖南和四川的）从国内带来的种子，自己在这里种出来的。
不久，我又在一家韩国人开的店里发现了韩国辣椒，在泰国人开的店里发现了纯正的泰国辣椒，甚至还在印度店和马来西亚店里也发现了他们国家的辣椒。
可以说，这些国家的辣椒，我都尝过。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是泰国的辣椒最辣。泰国朋友告诉我，因为他们国家是热带国家，那里的辣椒是被太阳油浇出来的。我去过泰国，当然知道这不是妄说。
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按当地习惯，自己带了一份家常菜去。在聚会上，一个韩国朋友说他特别能吃辣的。我就说我也是，并劝他尝尝我做的菜。结果，他只吃了一口，那餐饭便再也没有吃了，因为辣得他肚子痛得去了一家私人诊所。
当我随后赶到那家诊所、并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时，韩国朋友一脸的不幸。他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那是什么辣椒，明明是毒药嘛！”
两天后，他碰到我，特地上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他刚刚读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知道毛泽东爱吃辣的。然后说，“爱吃辣椒的人有一种暴力倾向。这本书说，你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发动起来的。”我没有告诉他我就是来自毛泽东的家乡，只是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上我家吃晚饭去吧。”
那兄弟像遭蛰子咬了一下似的，神经质地瞪了我一眼，转身逃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辣椒粉。可是，这昂贵的辣椒粉，我大约只吃了一半，另一半因为起了霉而只好丢掉。
第二年，我也学着大部分中国人的样，在家门口的菜地里种起了辣椒。我种的当然不是泰国辣椒，也不是韩国的或别的什么国家的辣椒，我种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辣椒，地地道道的湖南辣椒。每一顿饭，当我从家门口摘下那一串串的辣椒的时候，我也摘回了一串串思念，一串串由辣椒连结起来的浓浓的乡愁……
与博尔赫斯聊天
聂茂
博尔赫斯来到奥克兰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静静地坐在市政府大楼旁的一处台阶上，手里抓着一把石骨，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只鼎鼎有名的黄金的老虎！
博尔赫斯旁边有一个老人在弹钢琴。
这老人是一个瞎子，他弹的钢琴是两百多年前的那种旧式钢琴。钢琴的键盘都是木头做的，弹出的声音比时下流行的钢琴声要低沉、单调得多。
那钢琴被在一辆陈旧不堪的马车上。老人坐的凳子也是木头做成的圆面凳。他坐在凳上，也坐在车上，他一弹，屁股一颤一颤的，我老担心他会把钢琴弹散了架。
过往的行人就偶尔扔几块钢崩儿给老人脚下的木盆里。
但扔钱的声音往往被钢琴本身的声音淹没。
我不认识这个老人，但我认识博尔赫斯。
我说，嘿，博尔赫斯先生，你怎么从阿根廷跑到新西兰来了？
博尔赫斯笑道，你是谁呀。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自己是谁了，居然还有人能认得我？
我说，我是谁这并不重要，就像你经常强调的那样，无论是谁，有一天都得面对泥土，面对自己的一堆白骨。
博尔赫斯说，我讲过这样的话吗？真奇怪，我自己怎么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说，你的著作多如牛毛，你哪能记得如此多的东西？告诉我，你来新西兰多久了？你每天都来这里听这个盲人弹钢琴吗？
博尔赫斯说，我忘记来这儿多久了。我去了许多许多地方，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早在我去冰岛之前，我的视力就开始下降。后来去了曼哈顿。这个城市将我的眼睛弄瞎了。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对了，你提到这个弹钢琴的人，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一听他的琴声就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妙不可言。你知道吗，我从他的钢琴声中感受到了一些诗歌的片断，很好的诗歌，简单，质朴，没有一丝感伤的色彩。
我说，诗歌是什么东西？
博尔赫斯说，诗歌应当是匿名之作。我读过一些最古老的诗歌或故事，比方说《一千零一夜》，包括中国的《诗经》。这些诗歌都很伟大，可是你不知道是谁写出来的。诗人们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诗歌本身，而不是诗人这个响亮的名头。因为你的名头再响，在时间巨大的钟声里，那声音也是小得可怜，小得几乎听不见。如果你在乎这些，你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
我说，你的说教味太重了。
博尔赫斯说，嗯，你提醒得有道理。我总是犯这个老毛病。好吧，我们不谈这些吧。我们再来谈这个弹钢琴的老人。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他不急不躁，沉迷于自己的梦境。你不觉得他才是真正的诗人吗？
我说，至少你不会比他差吧？你写了那么多书，你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吗？
博尔赫斯说，真是浪得虚名。我为此感到很难过。我想人们一定对我产生某种误解了。我无法排除人们由来已久的误解，我也不会大声直嚷人们加在我头上的名衔，尽管我真想这么做，但是我不敢。因为要是我这么做了，人们一定会说我装崇高。我很讨厌自己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或被评论家引用的对象。有一件事你可能不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掌管着一个很大的图书馆，甚至可以说，这个图书馆在阿根廷是最有名气的。可是这里面没有我一本书，因为我不允许我的所谓的“著作”在这个图书馆占上一席之地。一想到我的书要与维吉尔或史蒂文森并肩而立，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我说，你太谦虚了。
博尔赫斯说，真难受，我最怕听这句话了，可它从你的嘴里不经意就说了出来。说真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乐意让别人加工、重写我的一行诗或一篇小说，以便让它们流传下去；我希望我个人的名字会被忘掉，正如在适当的时候会是这样。对于一位作者来讲，最好是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语言的一部分，因为语言将使用下去而书籍会遗忘。也许每一个时代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书，只是改变或加入一些细节而已。
我说，这个弹钢琴的老人弹奏的仍然是他父亲曾经弹过的曲子。
博尔赫斯说，至少他使用的钢琴和座凳是他父亲或祖父的遗物，但是，他坐的姿态和弹奏的指法一定与他的前辈不同。也就是说，他增加了一些细节，将切分音和滑音更好地交织起来，让人感觉到时间是一天天地流过来的，而过去的私刑一天都已经干涸，这干涸的过程就是这个老人变成音符的过程，也就是这个老人赖以活着的生命的过程。
这时，我看到一个时髦女子将一大叠纸币轻轻地放到老人的木盆里。放完，就低着头，匆匆走了。
我说，真不敢相信，一个时髦女子将一大叠纸放到这个老人的木盆里，她居然连头都不抬就匆匆走了。
博尔赫斯说，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那个女子给了那么多钱，她完全有理由让老人专门给她弹奏一曲嘛。
博尔赫斯说，你以为这个老人在这里弹钢琴是为了钱？你以为那女子给了钱就因此获得某种特权？错了，你不给他一分钱，只要给他弹奏钢琴的自由，只要让他自己沉浸于古老得发黑的梦中，只要人们少打扰他一下，他就足够了。至于那个女子，也许她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富商主妇，可她一定同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当沉甸甸的钱和轻飘飘的音乐摆在一起时，音乐的重量总是让有钱人难以承受！
我说，可老人毕竟是用这个木盆来装钱的。
博尔赫斯说，你不觉得它更像一个寓言、一种象征或一首沉默的诗歌？当落日的余晖照在城市的上空，当烧烤的梦在苍老的弹奏下升起又落下，一个盛着几枚硬币或几张纸币的木盆，它不会发出求助的声音，但它传出了艺术的尖锐。你敢说，它不会让这个城市感到疼痛吗？
母亲，让我陪你慢慢变老
卫宣利
从小，她对母亲就是有距离的。母亲不漂亮不温柔，嗓门粗大，身材肥胖。而她，偏偏遗传了母亲的这些缺点，从小学一年级起，她便是班上最胖的女生。母亲又懒得给她扎小辫，硬是把她一头乌黑的发剪成了短短的娃娃头。有一次上完体育课，她满头大汗跑去上厕所，结果把厕所里的女生吓得集体尖叫——她们把她当成了男生。
这样屈辱的记忆，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她害怕学校的体检，因为每次一踩上体重磅，旁边的老师和同学便一惊一乍地惊呼：呀，65公斤！她也害怕体育课，跑步她总是最后一名，仰卧起坐，别人一分钟50个，她躺在床垫上，咬紧牙关，憋得满脸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