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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儿会”从清末兴起，名义上以师徒门户为体，实际上同胡匪绺子中“四粱八柱”的那种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一贯为非作歹，心狠手辣，别说死人了，就连不少山里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过，但官府屡剿无功，几十年间着实盗了不少古墓，到后来更是明目张胆，因为老坟里边多有尸变，或者墓主身体中灌有水银防腐，他们为了取古尸口中所含珠玉，便从坟墓中以麻绳拖拽出墓主尸骸，把尸骨倒吊在歪脖树上流净水银，然后再动手掰嘴抠肠，有时候古墓离有人居住的屯子很近，照样明火执仗，或是光天化日地那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也没人敢管他们。
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口，留下满目狼籍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后无不嗟叹，那些古尸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让人这么折腾，这幅情形实在是残不忍睹。
“泥儿会”这股绺子，都是在以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出没，这山里面的三山五岭中，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一身黑，是为了干活时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面，另外也都讲僻邪，帽刺、袜子、腰带都使大红的，全用猪血染过。
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子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解放前，她亲哥哥曾被“泥儿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力，在掏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脱出匪巢，给她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
据四婶子她哥回忆，“泥儿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许多洞，最后从黄皮子坟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窨子庙来，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惹恼了大仙爷，搭上好几条人命，不过“泥儿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从庙下的暗道中，挖出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来。
“泥儿会”的胡匪们得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便都被拖到山沟里杀人灭口，四婶子她哥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身上打了个对穿，捡了条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屯子后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撑几年，便一命呜呼了，至于“泥儿会”从黄大仙庙中掘出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都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以后，“泥儿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再没人见过这股绺子了，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和胖子听得全神贯注，黄大仙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泥儿会”这么不惜血本地折腾？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泥儿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我们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要不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可四婶子也只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说出来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
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打听的了，只好和胖子一起接着去削坟砖，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平荒坟开良田，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火葬还不现实，仍然要实行土葬，但和旧社会也已大为不同，第一是薄葬，其次是深埋不坟，穴地二十尺下葬，不起封土坟丘，墓穴上面照样可以种植庄稼。
不过我们这的深山老林中，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只是平些荒坟古墓，用墓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这坟砖极不好削，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仍不消散，削割平整之后，还要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毛主席挥手改航向，百万学子换战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内心深处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口气答道：“妈了个逼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子劝我道：“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操心，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下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子商量怎么收拾驴下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头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出望外，当下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情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身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子微微一怔，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子，分别以“抗美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写给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早就想给你们写信，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地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祝愿它比山高，比路远，万古常青，永不褪色。
从信中得知，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份等诸多原因，只好到内蒙克伦左旗插队，而且她显然是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同她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丁思甜回信，又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她。
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她很孤单，也许克伦左旗的生活比山里还要单调，克伦左旗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是属于内蒙，但不属同一个盟，克伦左旗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离兴安盟路很远，丁思甜唱唱歌跳跳舞还成，让她在草原上放牧真是难以想象，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我正思量间，发现胖子翻箱倒柜地想找纸写回信，便对他说：“别找了，连擦屁股纸都没有，到哪去找信纸，我看咱们在山里都快呆傻了，不如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
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吃惊地问道：“啥？去克伦左旗大草原？那十天半月都打不了半个来回，这么多天不干活，你们的工分不要了？回来之后吃啥呀？”
我对燕子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不考虑，工分是知青的命根子，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不同于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地的兵团，采取准军事化管理，都是以师为单位的，以下有团、营、连、排、班等标准军事建制，兵团成员包吃包住每月有六元钱的津帖，兵团的优点是有固定收入，缺点是缺乏自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知青施行的是工分制，缺点是收入不可靠，优点是来去自由，请假很方便。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既然知青那么自由，为什么不回城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回去就没口粮了，而且所谓插队，既是户口已经落到了农村，算是农村户口，回去也是黑户，城市里已经没你这一号了，不可能找到工作，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不吃饭，没工分就没口粮了，所以就把人栓住了。
前几天我们在团山子林场捡了不少金豆子，这东西当然是不敢自己私留下来，交公之后，支书心眼好，虽然那时候没有奖金这么一说，还是答应给我们多打出两个月的工分来，留着过年回去探亲的时候放个长假。也就是说我和胖子可以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