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都不对劲了。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变得越来越消瘦和憔悴，最后明显地有些神经衰弱。他一直拒绝对此事多加评论，顶多说：“他把我逼到绝境——我能谅解——后来我就离开了。”
太善良的人根本不适合在那里工作，温氏兄弟常常折磨他们。马克·西尔伯曼（Mark Silberman）跟哈维一样，身躯庞大，不同的是他的性格很温和。那是在1988年3月的圣·帕特里克节。第48大街的办公室距离第5大道很近，听着好像游行者们直接从空中穿越过来。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骚乱声，声音大得让人们以为是外面大街上醉醺醺的狂欢者发出的。据利普斯基回忆：“从那里传来可怕的尖叫声，有人在喊：‘去叫警察。’几分钟后，马克走进我的办公室，一脸茫然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表情。”发生了一场争吵。不用说，不久之后，西尔伯曼走了。也许，到了1990年代末，由《惊声尖叫》来推动公司发展并非偶然，它的情节套路就是：受害者被系统地逐一清除掉——用这一比喻描述米拉麦克斯的生活显得越来越贴切。
愤怒的艺术家 1989（8）
员工们经常议论鲍勃和哈维谁更坏。1990年代中期曾任制片部负责人的保罗·韦伯斯特说：“在我看来鲍勃非常可怕。他内心潜藏着一股巨大的混乱力量，绝对的狂暴。”布兰特利也同意他的说法。“鲍勃让我感到更恐怖，”她说，“最初3个月，我甚至不敢进他的办公室，那里的氛围非常古怪。”一个同时认识兄弟俩的人补充说：“如果你觉得哈维比较光明的话，鲍勃则很阴暗。我从来没有过踏上死亡线的经历，但从鲍勃身上体会到了那种感觉，他完全是一个疯子。”就像多年以后蒂纳·布朗（Tina Brown）描述的那样：“鲍勃是那种无法无天之徒。”
但是，有些人更喜欢鲍勃。在前市场部主管埃蒙·鲍尔斯（Eamonn Bowles）看来：“你别在不顺心的日子去找鲍勃。但他为人更公正些。鲍勃可能会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但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前市场部负责人丹尼斯·赖斯（Dennis Rice）补充说：“凡是让鲍勃大动肝火的事情都和生意有关；与个人恩怨没有关系。他绝对受不了被人玩弄和操纵。”
在另一些人看来，哈维更让人难受。他要让你知道，一旦失控，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布兰特利说，“哈维一旦发火，连身体都会膨胀起来，好像气压都发生改变似的，让你觉得他马上就要爆炸了。有时他真的会爆炸。他会脸色涨红，整个表情仿佛凝固住了。这时他倒不会摔椅子什么的，让你觉得他更有可能直接冲过来，把你掐死。”
鲍尔斯说：“我对那些奉承我的人总是心存戒备。哈维可能是你平生所见最有魅力的人。我跟他一起待过45分钟，我想，噢，多棒的家伙，但两分钟过后，他又可能成为你平生所见最可怕的人，简直像魔鬼一样恐怖。”利普斯基也这样说：“哈维发火的时候就想伤害人。有那么片刻，他真的会失控——陷入难以自拔的状态，思维完全失控。在那间办公室里，差不多每个女人都被他整哭过。任何一件事，甚至某个营销理念，都可能引起他的怒火。有一次，我看到他冲一个女人尖叫，看上去七窍生烟、风度全无，骂她的话叫人难以置信，冲她叫着某个男人的名字——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哈维在这点上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就是想做庇护人，当一个好莱坞的旧式大佬。可是，他一旦冲你发火的时候却恶毒之极，而且完全是针对个人的。”
哈维对米拉麦克斯某些员工的怒斥更多出自精心算计而不完全是内心的自然发泄。鲍尔斯说：“他的脾气的确很坏，但我确实记得有那么几次是事先想好了的，把某个人带进一间屋子，啰里啰嗦地训斥一通。他老想弄明白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会四处刺探，了解你是不是有过失，然后加以利用。”1990年代中期曾在米拉麦克斯公司工作过的萨福德同意这种说法，他还补充说：“他的情绪完全是在自己的算计之中，我经常对人说，别被他的愤怒吓住，因为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也别被他的恭维所愚弄，因为这同样是策略。但人们总是被他的狂轰滥炸打击得溃不成军，也被他的甜言蜜语蒙骗得忘乎所以。”哈维真的本性端正、只是情不自禁才如此吗？“我并不认为他有多端正。”萨福德接着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坏家伙。”
温氏兄弟把他们的任性发展到了极致，然后又把它化为一种或好或坏的日常控制手段，用来镇慑那些小人物。“他们简直能把每个人都逼疯。”利普斯基说，“从我认识他们开始，他们的手段就是给你使绊子，接着又抬你一把，然后再断然拒绝你，最后又道歉。”米拉麦克斯花在哈维道歉用的鲜花上的钱足以拍出一部小制作的电影了。据莱斯说：“有那么几天哈维会不停地骂你，又有那么几天不厌其烦地安抚你，给你送些小玩意。接下来，你也知道，他就拿住你了。我觉得，这有些像猫和老鼠的游戏。老鼠以为该没事了，可是等猫爪放在尾巴上的时候就晚了。”据一位知情人士说：“他们兄弟俩一个扔掉你的东西，把你踢出办公室，将你开除，然后另一位又会打电话请你回去，还说：‘噢，他怎么能这样干啊？’听着好像他在救你一把。‘我兄弟不是有意的。回来吧。’等于又扯平了。”
愤怒的艺术家 1989（9）
有些员工认为反击会更有效果。利普斯基想起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主演的一部“可怕的”《追寻》（The Quest，1986）的澳大利亚电影招致鲍勃发怒的事情：“我已经答应制片人用1万元买下电视放映权。因为这是我们得到这部影片的唯一办法。在电影公映前两天，鲍勃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取消电视版权。’当他得知这部片子一分钱也不赚而我们花了1万美元后简直要了他的命。‘不行，我已经签了协议。我们得遵守协议。’鲍勃凑近我的脸，凑得非常之近，表现出很厉害的样子，事实上他都抓到了桌上的一个笔筒，抽出铅笔开始折。我忽然大笑着说：‘鲍勃，你在干什么啊，伙计？’他走出办公室，再没有提起这件事。他们也没有在电视上播放过。”
但是，坚持你自己的立场或者为了打击而还击，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把兄弟俩激得跳起来。“在哈维面前挥舞红布可得三思而行，因为他真会被激怒的，而且会干出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情伤到你。”萨福德说。鲍尔斯又补充说：“如果你想跟他一样感情用事，你会必输无疑。他们身上的好斗本性比谁都刚烈。”
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认为犹太人会跟温氏兄弟更好相处一些。犹太人则认为温氏兄弟对新教徒美国人更友好。1990年代初期担任财务总监的约翰·施密特（John Schmidt）说：“温氏兄弟在谩骂对象的选择上机会均等。如果他想整哪个人，跟种族、信仰、民族背景或者肤色毫无关系。赶紧溜吧！”不过，大家还是形成一个共识：兄弟俩对待男性员工要更苛刻。“我经常替那些男同胞感到难过，因为，几乎每次，甚至在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哈维对待男人的态度就跟一条狗一样，尤其在这条狗学会咬人之前。”布兰特利回忆道，“他会长期折磨他们。他就是想要让人知道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在某种意义上，哈维和鲍勃对那些在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内有着深厚专业知识的员工比较纵容些。另一方面，你要是在哈维认为是自己后院的营销上出现重大失误，那绝对会被单独修理，挨一顿地毯式轰炸般的训斥，而且可能再也对你不放心。更糟的是，你这是在浪费他们的金钱。如果做营销的正好是男性，而且又毫无背景，也许只有走人了。有一次因为《纽约时报》上一则广告摆的位置不太对劲，哈维就被激怒了，他冲迪纳斯坦咆哮道：“我他妈的真想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
尽管这样，米拉麦克斯仍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莱斯说：“大家讨厌在那里工作，但都欣赏米拉麦克斯所坚持的理念，他们热爱自己在独立电影界创造的这个奇迹。那是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感觉，跟米拉麦克斯联系在一起很过瘾，于是你会设法对公司的做事方式以及这种方式的受害者假装视而不见。”他表达了一种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员工们通常都会有的怀念之情。福利又补充说：“他们身处能量、愤怒甚至怨毒的核心，但是，只要与他们一起远离那些，就是最棒的了。”
在整个1980年代，困扰圣丹斯的“管理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整整10年，雷德福对送到工作室的作品质量都不满意。斯特林·范瓦根伦说：“鲍勃对选择程序向来很挑剔。他认为跟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发展相比较美国电影越拍越糟。”承诺制片也许是吸引好作品到工作室的第一要素。第二要素是用一种更商业化的方式来运作这些影片的发行。但是雷德福又害怕制片会破坏圣丹斯的发展，使学院沦为一种竞争和诽谤中伤的陷阱。而且，制片的成本也很昂贵。学院得筹措更多的资金，而且还迫使圣丹斯陷入跟大制片厂结成某种联盟的境地。范瓦根伦继续说：“鲍勃说过，别陷进去。他认为，跟大制片厂纠缠在一起等于跟魔鬼签了合同。”最后，雷德福改变了主意。他回忆道：“我常听独立导演们说：‘我需要钱。’于是想，如果我们多向商业因素倾斜一些，提供给他们一些资金激励，帮他们把影片拍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介入或者影响他们，使之更加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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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0）
但是，后来事情很快就清楚了，问题还在于：那些理想主义的独立导演本身就认为“商业”是一个肮脏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