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
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的介绍下，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结识，一个是中国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是美国43岁的正在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长达44岁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他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
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认识是敏锐的，他看中了傅泾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潜能。他认为，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1922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1924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主持了结婚典礼。妻子刘倬汉（Sarah Fugh，1898—1996），河北昌黎人，昌黎位于冀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以“郡望昌黎”而称“韩昌黎”。后为傅泾波好友的留法学生，曾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的李书华也是昌黎人。刘倬汉是一位汉族基督教徒的女儿，比傅泾波年长三岁，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贵贞女中和慕贞女中。有趣的是，两人的父亲是北京灯市口基督教查经班的好友，成亲之事，是奉家长之命而行的，婚后，相亲相爱六十三载，育三女一子。
1926年，傅泾波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历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司徒雷登沟通了中国各界人士，他们中间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冯玉祥、孙传芳、韩复榘、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宋子文、白崇禧、张宗昌、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孙科、汪精卫、戴季陶、周作民、虞洽卿、梁启超、顾维钧、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
对于为司徒工作，傅泾波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接受金钱报酬；（2）不介入燕京大学内部事务；（3）仅对司徒雷登个人负责。8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4）
傅泾波的正式身份是司徒雷登的promotional secretary（业务推广秘书），但他不在燕大办公，除车马费外也不领薪水，但司徒雷登随传随到。司徒雷登最初用傅泾波似乎是为燕大初创时期的事业发展。其后，则介入了中国的政局。因为这方面，也离不开傅泾波的协助。
1928年，傅泾波经李石曾介绍，与陈立夫相识。陈立夫是辛亥革命先烈陈其美的侄子，美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弃业从政，追随蒋介石，自称是一个“学非所用的矿业工程师”，当时在南京担任公职，也是国民党CC系的首领之一。“陈极度欣赏傅，从此两人成为终身良友。”1983年，傅泾波由美飞往台北，特地与陈立夫等老友会了面，“初步探讨祖国统一之各种可能性”。
后来，陈立夫又偕同李石曾，将傅泾波介绍给蒋介石，时国民党初定天下，唯东北地区尚未易帜，蒋氏以傅泾波为张学良旧友，嘱其出关相机进行说服工作，最后，司徒雷登也加入进来。经过多方运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易帜（此前，热河都统汤玉麟先已通电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行三*义，改易旗帜。至是，中国在辛亥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终获改观，从而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人的策划下，一批满汉遗老在东北长春成立“满洲国”，推出清逊帝溥仪任“执政”。而身为满族贵族后裔的傅泾波，与一批满汉遗老均有接触和往还，如溥仪之弟溥杰、伪满实业总长张燕卿（张之洞之子）、韩云阶（伪满黑龙江省省长）等。其间，傅泾波曾“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伪满洲国刺探情报”，对上述诸人“一一拜访，获得许多重要情报，但却始终无法获准与溥仪见面”。9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悬挂美国国旗得以继续办学。司徒雷登为学校的生存，与日本占领军保持着接触，是年，12月14日，在日本人的推动下，所谓“*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成了排名第一的“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又兼其下的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1873—1945），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早年乡试中举后，任留日学生监督。回国后在直隶总督杨士骧、陈夔龙处任幕僚及交涉使。民国后转入银行界，并由此跨入政界，三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国民政府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和司徒雷登是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王遵侗也是燕大的学生。傅泾波据此认为王克敏出任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可能是出于司徒雷登的举荐。10
如果上说成立，那么傅泾波在1938年10月21日至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担任王克敏的行政委员会参事（共四人，傅排名第三，另三人为邵东湖、何庭流、沈郁）似乎就可以理解了。11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5）
据傅泾波晚年告诉林孟熹，1937年初，宋子文来北平，约见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在谈到日益严峻的北平时局时，宋提出，如果北平沦陷，“不如先把王克敏推出来，让他对付日本人一阵”。后来，宋、司徒、傅三人约王克敏见面，“事情就这样拍板了”。 傅泾波说：“王（克敏）其实是中国方面的人。”12这里傅所谓的“中国”实应是“重庆国民政府”。
2007年12月1日，笔者与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等同席，席次，傅铎若也提到王克敏是为国民党做事的，并非是汉奸。傅铎若这番记忆显然来自乃父。
现在再来看傅泾波本人，他出任“行政委员会参事”，一般而言，是出于王克敏的邀请，当然，司徒雷登也是同意的。因为司徒雷登需要一个他和王克敏之间的联络人，而傅泾波是最合适的人选。
1940年4月16日，傅泾波抵达香港，向居港的宋子文转交了王克敏致宋一函，王希望宋“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并说：“此间近状，傅君（指傅泾波）当能面述不赘。”13
傅泾波向宋子文谈了些什么呢？据宋子文致蒋介石函称：傅泾波说，王克敏主张重庆方面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对此王克敏甚至愿意亲来重庆相商。14由于相关档案的缺乏，傅泾波所转述王克敏的话，究竟有多少是王的原话，有多少是傅泾波的话，目前尚不好分析。
而此前，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已在南京组建，北方的“临时政府”，已归并汪政府，成为其下属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而王汪不和，故王任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甫及二月，即辞职他去。所以，也就有了王请傅泾波带函给宋子文，希望宋助其联络重庆的密函。
同期，司徒雷登也抵达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也会见了驻重庆的*代表团成员，但对他调停中日冲突的愿望，重庆方面表示冷淡，期间，又发生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之事件，蒋介石表态，坚决抗战到底，绝不动摇。
对宋子文的函，蒋介石4月21日即有回函，坚拒了王的“架桥”之意，并不准傅泾波由香港到重庆。蒋并告宋，他的意思已当面告诉了访渝的司徒雷登。15
蒋介石说：
闻王克敏、周佛海派人来求和。彼辈妄想由汉奸为桥梁而谈和议，并以较低条件为诱饵。彼辈心理，以为先立伪组织，再求中央谅解，以图合流，所以造成汉奸罪恶，而敌阀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觉悟，匪夷所思，又来诱和，亦太不自量矣！敌在此时，如有理智与常识，果为爱国，应真正无条件撤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敌必冒险狂妄，非激起其国内变乱与崩溃，中倭必无和平之望也。16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6）
司徒雷登也好，傅泾波也好，他们调停中日战争的愿望可能是好的，非暴力，东亚新秩序等观念是他们的出发点。但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和平”不可能到来的原因。
至于王克敏的其人其行，虽然他有联络重庆的愿望，但并没有实际的行动。而且王在1943年夏天，又重新出任了伪政府头面人物（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应属投机不成，死心塌地降日的表现。及抗战胜利前夕，王氏复又重蹈故技，通过其女婿周泽岐与弟周宗岐致电宋子文，表达了拟赴重庆接洽的意愿，如此反反复复，其人格人品，可见一斑。蒋介石在这一点上，察人是准确的，1945年12月，他令戴笠在北平设计，以蒋之名义邀请王克敏等“共商华北大计”，会中，以汉奸罪当场逮捕。
司徒雷登在担任驻华大使以后，傅泾波以司徒“私人顾问”名义陪伴司徒，朝夕相处。在与*的联络方面，傅泾波的作用不能忽视。
1948年12月8日，傅泾波给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写了信，转达了司徒雷登的两点希望：（1）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以收揽民心为先决条件；（2）美所希望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17
1949年4月南京易手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5、6、7月间，司徒和傅泾波与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黄华多次接触联络。其中傅泾波与黄华的接触及*中央和南京市委的反映有：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赴北平一行，并拟会见周恩来，目的是就美国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