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要是猝不及防再把汀江、加尔各答给占了，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早就想到过印度问题，为此还给宋子文专门发电，现在看来这种“猜测”未必不准确。怎么想都是一身冷汗。
未雨绸缪，必须再闯出一条新路。军事委员会把绝密任务下达给交通部，并严格限定：参加者，必须为中国人！交通部再密令王承黻：挑选最好机组，不计任何风险和代价，必须再打开一条新通道。
说不清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当局是什么心态，是生命线对于一个主权政府、一个国家太重要还是怕树大招风，或是担心消息走漏会带来不测？抑或有意提防还是无意惊扰美国？反正任务是层层都以“绝密”级下达，所有的一切都在极度机密之中准备和进行，把美国人蒙在鼓里，连“中航”董事长邦德都不知道。
叩响飞天之路（7）
2004年4月1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本已夏意昂然的上海在一夜之间气温骤降。吴东中路一幢破旧大楼前，毫无准备，穿着T恤出来、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按多年目视寻找习惯——哪更陈旧、破烂，哪就可能是我要寻找的老人家！凭感觉敲响一扇铁门，能听见蹒跚的脚步移动很是一会儿，接着，防盗栅栏打开一条门缝，一位感觉是几个世纪前的老人褶皱的脸露出一小块，那一刻，和任何一次采访的心情相同，砰砰乱跳的心变得平静下来。
是他，华祝，从1938年进入“中航”经历过太多事情的老人。
90多岁的老人记忆还算不错，听我说明来意后，脱口而出：“各里各达（加尔各答）。”
新航线起点定为重庆。为此，王承黻背着邦德特地调拨一架C—53，机组也是他特挑选的：机长陈文宽，副驾驶潘国定，随机报务员华祝，全是“中航”精英。按委员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交通部的指示，王承黻只给机组规定航线要必经四点：重庆、迪化（今乌鲁木齐）、白沙瓦、卡拉奇，绕开缅甸，直接进入印度（当时，印度、巴基斯坦还未分离），至于怎么走、怎么飞，全权下放机组。
说白了，就是要在新疆和印度（今巴基斯坦）之间的鬼门关上再打开一条通路，华祝老人说，从航线挑选看得出，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再被堵死，费尽心思、殚精竭虑地要再闯出一条新的航线。
准备时间只给了2天。好在C—53和C—47基本相同，无须特别改动，只是担心高空严寒，特地加装一个供暖管。1942年7月17日下午，三人准备飞往成都，按计划，那里是航线的起点。在临上飞机前，王承黻把机长陈文宽拉到一边，神色凝重地递给他一个密封着的信封，并嘱一定要在成都落地才能开封。
在成都落地后，陈文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是总司令王叔铭亲笔执书：
兹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毛邦初、衣复恩搭乘本架飞机监督全程飞行。
王叔铭
空军最高军事指挥部门都参与了，到这时，三个人这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把美国人、把邦德抛在脑后，同时，更加意识到此次飞行的重要性。
7月18日清晨，成都凤凰山机场，机组三人正在作起飞前的最后准备，一辆小汽车驶到C—53旁，两个气宇轩昂的军人走下汽车，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指挥部总指挥毛邦初，曾为蒋介石专机正驾驶、空军大队长衣复恩跳上机舱。
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C—53昂首蓝天，向着中国北部纵深、向着浩瀚荒漠、向着人迹罕至的边疆，挺进！
从昨天看到空军司令手令到今天这两个军人坐在身边，一个是空军最高指挥机构的将军、一个是委员长的心腹，陈文宽已经意识到了此次航行非同寻常。C—53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改平后，毛邦初就进入机舱，一直坐在他和副驾驶潘国定之间，一边非常仔细地观察地形，一边认真看他们操作，衣复恩则不停地标注航图。
作为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虽然经历过战火，即便是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按照军事化管理，但对于身边有两位军人，尤其又是负有“特殊使命”，无论是陈文宽还是潘国定和华祝，似乎都感觉有些“别扭”，除了发动机的噪声和偶尔间正副驾驶几句对话外，再就无人说话。
按制定好的飞行计划，飞行第一站应该是兰州。
3个多小时后，飞机接近兰州，此时，滔滔的黄河水就奔腾在脚下。华祝老人说，见到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了，机舱里的空气就更加凝重，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似乎把大家的思绪一下就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前线，带到了浴血奋战的将士，带到了此时此刻把生命置之度外地飞越冰山雪峰同伴身旁…… 。 想看书来
叩响飞天之路（8）
老人说，明显感觉到机身微微抖动，凭直觉，他知道那是驾驶员的心在颤动。
兰州只是这次航程的第一站，小停、加油后，一口气就飞到迪化，飞行航线基本上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前行。这条线，三人都曾飞过这里，一路都很顺利。在迪化，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竟然亲自出面接待五人，这让曾带机组路经新疆时被这位地方诸侯扣留多日的陈文宽吃惊不小，临别重庆之前，他告诉美丽的妻子，这一次飞行估计要“20天”，就是把“扣留”的日期计算在内。
借小住一夜之机，五人召开秘密会议。
再飞就是伊犁，接着是越出国门。前面就是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和喜马拉雅并行的喀喇昆仑山山脉，必须仔细研究、下定决心选择合适的出境点。这个地区从来都没有人飞过。
真正的考验是在伊犁之后。这个地区从来都没有人飞过，他们随身携带两种分别由交通部和美军制作的航图，虽然一个是2000000：1、一个是1000000：1，又是中英两种说明，但却都一个共同点——不准确。
吴士第一次驾机考察新航线、独闯阿萨姆，黄宝贤再三和邦德“理论”才得以让陈文宽担任副驾驶，结果最后还是阴差阳错地没赶上。现在，陈文宽终于补上了这一课！而且，他所面临的处境只会比那次更加险恶。
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犹豫，在迪化起飞前，五个人围在航图上很是费了一番工夫下定决心——从莎车出去。明天离开这里，通讯就将全部中断。出境点确定后，五人分成两组给各自顶头上司发电。毛将军的电报直接发给航空委员会，陈文宽让华祝用机上电台给总经理王承黻发电：
已抵迪化，明天至伊犁，拟经莎车出境，预计20日抵加尔各答，陈。
忙完一切后，时间已近午夜，接下来是抓紧休息。
问老人，要过天山、过喀喇昆仑山、过喜马拉雅山了，害不害怕？老人笑笑，五个人，毛邦初最大，40多岁，衣复恩稍大，但也是30刚出头，剩下我们三个，都20岁出头，加起来还没有我现在大。嗨，再说，战争年代，死个人，算啥呀！一点都不怕。再说，伙伴们还在那边不停地飞着，和他们的危险比，实在是没啥。
西部、北疆，日出晚，第二天8点多，天放亮，他们就起飞了。此时地面是盛夏，5 000米高度温度却是零下十几度，加温管必须不断地往里加水，正、副驾驶操纵飞机，毛、衣二人聚精会神地画航图，华祝接发完例行电报后，赶紧加水。老人说，带氧气面罩加水实在是太不方便，干脆就摘掉。5 000米高度，不用氧气，抬抬手都困难，那也咬牙干。
没飞多久，一道白雪覆盖着的大山挡住去路——天山。
C—53升限高度就是5 000米左右，天山山脉犹如一只拦路虎挡在前面，无法超越，就是运气——天气好，无云，竟然看见一个“豁口”。陈文宽和潘国定没有丝毫犹豫，奔着豁口就过去。
天山山脉一个缺口处，渺小的如同一颗草一样的C—53小心翼翼从中间穿了过去。
即使华祝不加水，大家身上也是一身汗。
不敢高兴太早，平均海拔在6 000米、乔戈里主峰高度超过8 000米的雄伟巍峨的喀喇昆仑山就在前方，此前，从没有任何人能从它身上跨过。
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说，现在一提民族自豪就喜欢用什么雄伟、巍峨，壮观等等形容，在那时，我们打心眼里拒绝这样的字眼。不是吗？就是因为太“巍峨雄伟”，拦住我们的去路，“壮观、磅礴”，对于我们，就意味着死亡、牺牲。 。 想看书来
叩响飞天之路（9）
可不管怎样厌恶，在诗人笔下，在生性情感丰富、泪水充沛的人眼中，的确是雄伟、巍峨，气势恢弘的喀喇昆仑山就在眼前！和同伴们正在奔命飞越的喜马拉雅、横断大山处境一样，机组也是在没有任何气象预告情况下闯到群山之中。五个人几乎完全屏住呼吸，五双眼睛目视空中的云，在确认了没有暴雨、大雪、狂风后，C—53一头扎进河谷。
阳光遮挡住了绵绵峡谷，沿着九曲回肠的叶尔羌河，C—53如同一只寻找巢穴的大鸟，在低沉的鸣叫中缓缓前行。
近了、近了，C—53闯进铁盖山谷，山谷如此之大，两侧遮天蔽日，上下不断有大块白色的云团扑面而来，C—53顺着还可以依稀见到山谷的走势而行。该死的峡谷，这么这么长，飞了10分钟都没有出去。突然，一团浓密的乌云拦腰截断去路，随之而来的就是豆大冰雹噼里啪啦地打在风挡玻璃上、打在机身上。在没有精确坐标的山谷中钻云，在黑成一团并夹杂着冰雹的雨雾中航行，就是找死，必须转弯退出。但速度快、转弯半径大，稍不留意还是粉身碎骨。机舱内寂静无声，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
华祝老人说，他就坐在副驾驶身后，看得真真切切，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陈文宽大声道：“Lets turn back（转向）！右座副驾驶潘国定反应出奇地快，这边机长迅速放下起落架，那边副驾驶马上打开15度襟翼，紧接着，陈文宽拼着命把C—53压到了60度坡度，左机翼下垂，右机翼高高上翘，几乎倒立着的C—53速度马上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