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逢时过节，总是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着：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可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那就再加一个吧！心里不高兴，嘴上还不能说，总有吃亏的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真理：下次一定要送在外母之前。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就总是发生在你的想象之内，让你感到“贫穷”二字的威力与笔划：亲戚朋友没送来，自家又没有转送的“东西”，只好坐在家中，守株待兔。结果还是外母派来了爱人或内弟……母亲只好认命。
以上三个印象，似乎与主题无关。追究起内在的联系，可形成文字的，又似乎是我对爱人的一种爱慕与敬佩。爱慕与敬佩的背后，我似乎又有一种自卑。这种自卑，直至拿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才慢慢从我内心消失。之后，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与爱人的新婚大典。
至今算来，风风雨雨二十年，与爱人的感情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从生子到安家，其中苦难，只有我与爱人知道。生活的艰辛，远胜于新婚的甜蜜。成家后的二十八天，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从吕梁调回忻州，新房就设在单位办公室，一楼二大间，中间用文件柜隔开，外面办公，里面摆床，一日三餐，有时在单位上灶，有时在外面胡吃一顿，爱人心细，如此生活，费钱不少，人也不舒服。干脆买一个电饭锅吧！煮小米稀饭还行，煮面条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别提炒菜之类的想法。即便有此想法，也无菜可炒。小俩口只好趁晚上别人下班的时间，我骑着自行车，爱人坐在车后，提着一个包，沿马路上拣别人丢弃在路边的白菜叶子……现在想起当初的幸运，其实也没有几次，何况白菜又非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饮食，就是水煮面条，所谓的蔬菜，就是食盐与醋。
之后，爱人有了单位与工作。一九九四年，又在商贸大厦承包了几节柜台。之后，餐桌上才有了炒菜。那时候，儿子的奢侈品，就是一角钱一根的麻花。
客观上讲，我与爱人属于二种性格，我清高自大，她随和得体；我爱斤斤计较，她却落落大方；我喜静内向，她善于交谈；我多愁善感，她胸襟宽广……总之，二十年的共同生活，我在爱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性格也改变了不少。由此说来，这应该是好事。
一九九零年，我与爱人及其小儿前往河北承德参加诗歌颁奖大会。会后，在返回的火车上，与东北著名小说家阿城先生同坐一个车厢，相互交谈的同时，阿城问起我身边的女人，我说“这位是我的爱人，那位小孩是我的儿子”。
回到家，儿子模仿我当时说话的口气，说“这位是我的爱人”，好像爱人这个称呼不习惯似的。
此为题外话，可算补白。
弟妹：想起来，都幸福……
弟妹：想起来，都幸福……
写这篇的时候，时间正好是乙酉年中秋节。看着悬挂在天的一轮圆月，想起乡下父母劳动的背影，想起小峰在京城读书的孤单，想起远在千里之外弟弟的寂寞，我的眼泪竟不能自已。窗外飘来习习秋风，夹杂着些许凉意，辉映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我竟然嗅到乡下特有的煮豆荚味了。我想，上帝有意安排这个晚上，让我写这一篇，是巧合还是奇遇？
中秋节，团圆节；
吃月饼，看月亮。
不知在哪儿听到的这首儿歌，竟勾引起我无数辛酸的记忆。
我想／我们弟妹五个／应该是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我最大／成亲也最早／但早不过大妹的女儿／小菲她叫我大舅／二妹属鸡／正月十五的生日／她的爱情故事里／有两个孩子叫她妈妈／男孩叫文清／女孩叫洋洋。——见大可诗集《月*人》一百零九页。
兄弟／我的两个妹妹都已成家／我们很少见面／三妹叫润莲／在村里教书／也爱写文章／老想着在大城市里／写文章会容易些／谁知人多的地方／往往会打乱你的思想／最小的二弟上初中／爱哭不能说是感情丰富／自以为是往往是自己的不是／习惯了乡村的悠闲／享受着父母的关怀／却忘了远离父母乡村／实在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见大可诗集《月*人》一百一十二页。
这两首诗歌片段，是我在一九九三年写的。现在看来，竟无法想象当初的心境。说起我的弟妹，我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严格地说来，那应该是一种爱！
大妹叫秀莲／小我两岁／大妹读完小学／就会种田了／庄稼在大妹手里／向来是舒舒服服的／每年春天播种时／父亲总是问大妹／今年种甚／大妹就从远说到近／或从近说到远／说完了／地里的庄稼／也就长在秋天里了／秋风吹散了大妹的头发／也把大妹的心吹乱了／庄稼收成最好的那年／大妹跟一个男人走了／现在想起我就想哭。
这是我在《怀念故乡》里描写大妹的一段。大妹名叫张秀莲，生于一九*年农历九月十一，属龙。诗中提到的那位男人，他叫潘秀恒，上佐村人，比大妹年长三岁，生于一九六一年农历六月十二，年青时极富同情心，爱帮助朋友，为人豪爽，热情大方。为此也给他的人生经历，带来一些坎坷。夫妻俩开过饭店，也在家从事过食品加工，生活过得紧凑，日子却充满阳光，两个子女是他俩唯一的骄傲：闺女名叫潘晓菲，生于一九八五年农历三月初三，在湖北省读得中专，现已参加工作。儿子名叫潘晓龙，生于一九九零年农历六月初三，现在忻州七中读初三，学习不错，曾取得年级统考二十三名的好成绩，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
二零零四年；妹夫承包了一座山，又兴建了一座生产白灰的厂子。虽说产量不少，可效益并不理想。但是，他这种敢想敢干、敢于拚搏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由妹夫想起他二姐，对我来说也很自然。他二姐名叫潘秀娥，是我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时的同学，因为她年龄比我大，也因为男女有别的因素，我们并不怎么来往，见面后也极少说话。后来，就有了大妹与妹夫的新婚之喜。因妹夫家境贫寒，也因为大妹过于老实本份，我去她家次数，相对来说就要多，主要是探望他俩的生活近况，偶尔也能遇见妹夫二姐，感觉竟然比以前多了几份亲近，其中有同学情谊，也有大妹这层关系。随妹称其二姐，竟然脱口而出，没有别扭的感觉。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在二零零四年降临了：二姐因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入土为安了，年仅四十六岁。
在妹夫心中，二姐有着双重身份：一为母亲，二为姐姐。二姐中年早逝，妹夫悲痛之心不可想象，妹夫悲伤之状不可想象。
二妹属鸡／我最疼爱／小时候她爱哭／她一哭我也就哭了／我一哭二妹就不哭了／一双小手过来擦我脸上的泪／这双小手叫我很难忘记／有一天 这双小手／突然说话了／它说天津好远／说着就又哭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我的二妹不见了／那双小手不见了／留下一行眼泪打湿了的诗句／叫我回家。
这是我在《怀念故乡》里描写二妹的一段，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事情。当时我在天津工作，期间写了这首怀乡诗。二妹名叫张春莲，出生于一九六九年农历正月十五，小名叫二妞。父母原先给她起名为张宵莲，宵取元宵节之意。这样叫了五六年，后来二妹上学了，学校里的学生们都说她：小脸子多，好喝二碗洗脚汤。因“小脸”二字与二妹名字相接近，人们这样说，她以为人们是在笑话她，回家就让父亲给她改名，父亲只好根据她出生的季节，给她改名为春莲。
大妹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大意是说二妹小时候，村里有位妇女曾问她：二妞，路线是个甚？二妹随口答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然后众人大笑。那个年代，这类标志性的口号实在是随处可见，可是出自一位五六岁孩子之口，好像就是奇迹。
二妹成家时还不满二十岁。
就因为她年龄小，父母在给她选择婆家时是费了心血的。这倒不是说二妹长得难看，嫁不出去。事实恰恰相反，村里人都说二妹长得像二姑年青时那样好看，而二姑小时候就是村里人公认的袭人女孩，人见人爱。由此可见二妹容貌非同一般。正如此，前来提亲的人很多，二妹自己也看上一家。父母不点头，二妹也没办法。最终在离村五六里的向阳村，给她找了一个婆家。男人姓于，人们传说此家底富裕，属大户人家。而我家不富，可也不贫，首先称道的是家教好，有礼义，属礼仪之家，说门当户对男财女貌是不过分的。
二妹男人小名叫平子，大名叫于贵平，生于一九六六年农历八月十二。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他有四个姐姐，早已成了人家的人。可来往还是少不了的。况且就他这么一个男孩，又数他最小，说娇生惯养是事实，却没有好吃懒坐的恶习，自然与其父母教育有关。
说不来是二妹夫父亲（于遐林，生于一九三零年农历五月二十八）的父亲（于宝生，笔名于志端），还是二妹夫父亲的祖父（于成玉，笔名于学良），反正是上几辈人的事情，从小做些生意，由于人缘好，买卖也公道合理，又以信义为本，不贪财物，因而受到乡人敬佩。后来生意做大了，一直把生意做到现在新疆那个地方，在过去就属于外国了。跑外做生意，首先是冒险，失些钱财是小事，能不能活着回来才是问题。总之是社会环境不好，其次是艰苦异常。人常说买卖人挣得是辛苦钱，不辛苦怎能挣到钱呢？这儿说的艰苦是指生活的。我知道的是吃生莜面，不管能否消化，不管是否对人体有害，反正是“鸡鸣早行天”。行路前先把大碗生莜面塞进肚里充饥，然后行路。不过辛苦归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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